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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80多年的人生轨迹,先后两度被体制所抛弃,一夜之间从政治明星沦为阶下囚,从辉煌的顶端被抛到社会的边缘 从烟草种植专家到柑橘种植专家,褚时健完成了人生的又一跨越。
2010年6月间,我和同事来到被称为云南“第一村”的玉溪市大营子街,
这里的村民对玉溪烟厂和褚时健充满感激之情,因为他们的富裕,与后者的慷慨帮助分不开。
而褚时健的住处,就在大营子街的一个社区里,很朴素的一座3层楼,白色外墙。从外表看,还不如他的左邻右舍装修一新的楼房漂亮。http://money.163.com/10/0927/09/6HJ23VNA00253G87.html
褚时健和他的妻子开了大门,将我们迎进屋里。老人衣着朴素,脚上穿着一双袜子,套着一双拖鞋。人看起来显得有些疲倦,但炯炯有神的双眼让我想起了猎人。我听说,老人喜欢打猎,曾有过一枪打死两只山猄的壮举。
这位80年代叱咤风云的褚厂长,已是82岁的老人。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第二天一早,我们随同褚时健前往哀牢山果园——他保外就医后,就到妻子承包的果园里做了一名“打工者”。
玉溪烟厂一直为褚时健提供贴身警卫、秘书、保健医生和车辆服务。那天开车的,正是跟随他20多年的老司机,也曾因褚时健问题被“双规”审查。
褚时健告诉我,这片果园是2002年才开始种植的,他们两位70多岁的老人上山时,这里连路都没有,但现在已经有了“褚桔”这一优质品牌。
褚时健说,附近村民每年的收入才2000元人民币,但这里的果农每年就能收入2万元。 “我们的工资还在调整, 种得好的话,每100吨我们还给奖励,年收入5万元不在话下。”
从烟草种植专家到柑橘种植专家,褚时健在70多岁之后逐渐完成了人生的又一跨越。
辉煌与陨落
和一位82岁的老人促膝谈心,他有无限感慨。提及解放前参加边纵打游击的往事,他语气平淡;说到自己担任玉溪地区反右领导小组组长,最终还被打成右派时,嘴角流露出自嘲和无奈。谈到自己因此被发配到更加偏远山区劳动改造时,他绘声绘色地介绍自己如何想方设法制糖、酿酒、养猪,增加副业生产,上山打猎改善生活;说起妻子、子女跟着他受了好多年的罪,一脸的歉疚,毫不掩饰;但论及自己接手出任玉溪烟厂厂长时的艰难,以及其后不断创造的业绩,那一双原本就炯炯有神的眼睛更加明亮。
那是他一生最辉煌的时刻。
上世纪80年代中,国际烟草行业开始技术换代,旨在提高产量和质量, 国家烟草总局将西南地区引进一套先进技术的指标给了贵州,但贵州没要。因为谁要就要准备两千多万美金。后来这个指标就给了云南,但没说准确定给哪一个厂。http://finance.sina.com.cn/leadership/crz/20100926/09408704708.shtml
褚时健听说此事,便和副厂长一起坐车前往昆明。当时整个玉溪烟厂的固定资产才7000万人民币,全部抵押贷款也不够两千多万美金。但褚时健已经意识到新技术和新设备对企业的未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所以他们宁愿将全厂抵押给银行,最终引进了新设备。
由此,玉溪烟厂80年代中期在全国崛起。玉溪烟厂生产的红塔山、玉溪、红梅牌香烟在全国供不应求 。褚时健那时不管去到哪里,各省的省委书记、省长都要接见他。而且有传说,一些省部级领导到玉溪烟厂去考察,要见褚时健,都要经过安排,不是所有人都能见到他的。
由于烟草行业价格体系实行双轨制,造成了香烟价格在计划内外的巨大差价和丰厚的利润空间,使得烟草业成了一个暴利行业。道理很简单:烟从工厂出来,批发的最终价格不超过5块钱一盒,但是它在市场上的销售价达到10块钱。也就是从工厂出来到最终销售,还有一倍的利润。有了批文,一倒手就能赚钱。因此,想从褚时健这儿拿批文的人就太多了。
1995年,贵州省一些退休老干部向中纪委举报,结果将一个贵州省委书记给端了出来。在查案过程中,发现这个省委书记的老婆,从云南批了上万件红塔山香烟。
中纪委发现贵州省的腐败情况,给中央打了报告。当时的总书记江泽民有批示,要调查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和子女在云南以烟谋私的问题。
据说褚时健当时就对中纪委的来人说,确实有过省委书记、省长的孩子私下来找他批烟的事,他拒绝了,说:娃娃,你们的父亲都是党的高级干部,你们做这些事会给他们带来麻烦,烟你们就不要搞了,但是你们想抽烟,我给一点那个白皮次品烟你们拿去抽吧。
但褚时健的妻子出事了。河南一个搞烟草生意的人说,批这个烟是通过褚时健的老伴给介绍的,这样中纪委就把褚时健老伴周围的人,包括她的亲戚、弟弟,还有她的侄子押往河南。不久后,又把褚时健在珠海工作的女儿褚映群带走。
褚时健的律师马军说:“大概是95年,我接到了褚时健的电话,叫我赶到他的办公室, 他一见我就拉着我的双手,哭起来了,说:‘姑娘死了,死在河南,自杀了!’”
第二句话是:是我害的我姑娘。褚时健说,姑娘早就跟我说叫我退休,可我一直想着多干干,把我们厂再做大一点,我要是早一点听了姑娘的话退休,姑娘就不会有今天。
当时的云南省领导马军谈话,他说,我交给你一个任务,作为褚时健的律师,红塔的律师,你到河南再正常不过了,你去把情况了解清楚,把事情处理了。他说,对褚时健这样的老同志,十多年来对烟草行业,对玉溪烟厂,对整个云南省经济发展的贡献,我们不可能抹杀,不可能否定。
褚映群自杀的那阵子,褚时健还是董事长、总裁,因为查不出他的问题。其间,国家总局安排他到欧洲考察,当时马军建议他别去,如果被人误解为企图外逃,就说不清楚了。没想到最后还是出事了。
1996年12月28日,褚时健被有关部门带走。
1998年1 月,新华社发通稿:云南省红塔集团原董事长褚时健严重经济违法违纪案,经过联合调查取证,已取得重大突破。褚时健被控和红塔集团其他几个领导人以私分形式贪污公款355.1061万美元,褚时健得款174万美元。
当时,褚时健对检察院预审人员这样坦白,“1995年7月份,新的总裁要来接任我,但没有明确谁来接替。我想,新总裁接任之后,我就得把签字权交出去了。我也辛苦了一辈子,不能就这样交签字权,我得为自己的将来想想,不能白苦。所以我决定私分了300多万美元,还对身边的人说,够了!这辈子都吃不完了。”
该案在全国引起广泛争议,不少专家为褚时健开脱,指出他的贪污与官员在性质上完全不同,褚时健是有功之臣,他主管玉溪的十几年,累计为国家创造利税991亿元,品牌价值398亿元,解决了云南省一半人口的就业问题,而且让烟农直接受益。
也有声音指出,无论他有怎样的贡献,都不该将公款划入个人名下,贪污必然要受国法惩罚。
最后,时任中央领导直接出面,以“功不抵过,过不掩功”的定调,为案件判决画上句号。
1999年1月9日,褚时健被判无期徒刑,服刑两年后,刑期减为17年。
2002年,褚时健因为严重糖尿病,被批准保外就医。这位当年烟农们心中的财神没有重返红塔山,也拒绝了所有国内外烟商的邀请,前往哀牢山隐居至今。
毁之或誉之
2008年的最后一天,云南当地媒体发布的“改革开放30年影响云南30人物”中,褚时健排名第5。
时至今日,很多当年褚时健的部下,一提及他的名字,都竖起大拇指,说了很多赞誉的话。
这是一个极为令人诧异的现象。有人说,他是当时特定政治气候和条件之下的“牺牲品”,或者是一个时代、一个制度的祭品。但只是作为祭品,却从来不是褚时健的初衷,也未必能高度概括褚时健跌宕起伏、精彩无比的一生。
有人说,没有褚时健,社会各界不可能高度关注“五十九岁现象”,国家相关部门和决策层,也不可能迅速正视国营企业第一把手长期存在的收入过低的问题。褚的继任者字国瑞,年薪加上奖金超过100万元,褚时健一生的收入也比不上。http://www.022net.com/2010/10-2/434721123181504.html
有人说,对于一段历史,或一个人,毁誉参半可能是一个最适当的评价,但对于这位曾经红极一时的风云人物,尽管他被判重刑,但毁之者寡,誉之者众,这种现象又将如何解读?
我们无法在此对褚时健的一生,或者对其曾经的历史功过做出价值评判和一锤定音的结论,毕竟,历史现象是极为复杂的,一个人80多年的人生轨迹,先后两度被体制所抛弃,一次是精神上持续20年的磨损和蹂躏,一次则是打入大狱,一夜之间从政治明星沦为阶下囚,从巅峰跌入十八层地狱,从无数的业绩和辉煌的顶端被抛到了社会的边缘。这样的境遇,这样的起伏,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都能坦然面对的,总会有一点情绪、一些怨气的流露,但在与褚时健相处的那两天,我几乎没有感觉到这一点。
这位曾经被报告文学描写为像太阳一样灿烂的男人,那曾经硬朗而挺直的身子,已有微微的驼,但他依然是一条汉子,80多岁的血气方刚,并不容易被捕捉,被察觉,被感受。
我们却都感受到了。
这一次采访,看过褚时健两次绽放的笑容。一次是在哀牢山谷的果园,当他看到满树开始结果的桔子,那笑容是那么的舒心,在场的所有人都被感染了。
还有就是返回玉溪的路上,长久望着车窗外一言不发的褚时健,忽然扭过头,和我分享他的一段往事。那是1976年9月,他在江边钓鱼,忽然接到紧急通知,到坝子上参加毛主席追悼会。
这是一场举国同哀、全民参与的追悼会。
哀乐声中,周边的人都在饮泣,耳边尽是发自内心的悲戚和哭声。褚时健说,忽然他想笑,渴望笑出声的欲望极为强烈,几乎到了失控的地步。一旁的妻子马静芬见状,急忙用手掐住褚时健的胳膊,用眼神恳求他,好不容易他才打消了笑出声的念头。事后发现,他的胳膊竟被掐出血来。
我问:为什么当时想笑出来? 褚时健凝望着窗外不断掠过的树木,有好一阵子不说话,之后,冲我一笑,说:我当时想,他妈的,一切该结束了!
褚时健笑了,笑得灿烂,笑得舒心。
这一路上,就听他骂了这一句粗话。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坎坷命运,在30年前真的结束了;
而30年后,褚时健个人的故事,还在延续,还远远没有结束。
http://news.163.com/09/0223/01/52Q4OMGA0001124J.html
2009年12月10日,褚时健在果园里主要做了两件事情,一件是和下属商议如何解决来年可能面临的供水不足,另一件是果园首次发现两名果农监守自盗,大家讨论是不是应该将他们开除。
褚时健的果园越做越大,2008年的纯利润是1800万元。2009年,它的产量比头年提高了一千余吨。这个带着强烈褚时健精神色彩的果园,走到了其8年以来的顶峰。
首次实现股东分红
2008年,一家杂志结合改革开放30年背景,做了一期题为“30年失踪者”的策划,其中一篇文章说,褚时健等人是中国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历史进程中的牺牲品和失踪者,他们“一时风光,永久寂寞”,“他们的牺牲为后来者插上了一个此路不通的标志。”
褚时健再次走进公众视野,是从今年2月开始的。那段时间,褚时健和妻子马静芬曾多次探访昆明的橙子市场,而昆明的水果商们,也机敏地打起了“褚时健”的品牌。虽然备受争议,但在云南,尤其玉溪地区,褚时健深得人心。
马静芬说,老伴搞果园,是想证明自己之所以成为一代“烟王”,不单单是因为云南烟得天独厚的优势。褚时健自己却说,开始搞橙子,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了消磨有生之年的余暇时间,只是后来才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2009 年12月7日,在他的外孙女、事业接班人仁书逸女士的带领下,我们再次拜访褚时健。他住在玉溪市区的一片别墅群,保姆开的门,马静芬正坐在沙发上摆弄着一堆牛骨头,她准备将它们制作成一个可以按摩的锤子。褚时健在客厅里来回走动,白衬衫、宽裤子,这是他最常见的装束。
话匣子从最近的新闻打开:“报道出来后,有人就说我是在出风头。以前我搞烟,有一次去重庆,光送烟就送出去一千多条,就有人告我的状,说我褚时健是不是太放肆了一点。角度不同,看法就不同。你搞经济,有时候需要宣传自己。人气旺是好事,有的地方门可罗雀,那才是可怕的。”
褚时健更像一个传说。即使是今天,网络上仍很难找到他更多的照片,这个闲不住的老头偶尔去附近的菜市场买菜,能认出他的人不多。“很多人知道褚时健这个名字,却不知道我长什么样子。偶尔也有认出我的,就聊两句。”
褚时健“出事”的时间是1995年,当时云南烟草的发展延续着势不可挡的劲头,烟草经济的蓬勃发展备受瞩目,褚时健一度被视为最大功臣。其时,一家中央级媒体甚至将他和他带领的企业描述为“民族工业的一面旗帜”。
有着更大影响力的市场报和网络媒体的急速发展,不过是近10年的事,而那时,褚时健已在监狱。“身体越来越差,到最后要扶着墙走。”他说,如果2002年没有保外就医,他或许就死在监狱里了,果园更无从谈起。
上一季过后,果园的外债已经还清,今年是产量最高的一年,“市场反响很好,股东已经能实现分红”。目前,他的橙子已经卖到了川渝、东南沿海、西北,以及遥远的新疆和内蒙古。
“褚果”
褚时健进入水果行业,最开始是受了弟弟褚时佐的影响。兄弟俩的果园都位于玉溪市新平县戛洒镇和水塘镇交界处的山头上,褚时佐的橙子叫“高原王子”,这样的广告牌,从昆明经玉溪至戛洒小镇一路可见,褚时健的“云冠”牌冰糖橙,却找不到一句广告词。
褚时健的果园分为两个山头,一个叫硬寨梁子,面积710亩,一个叫新寨梁子,面积为前者的两倍有余。之前,这里是一个农场,主要种植甘蔗,效益不是很好。土地是从当地政府和附近一些村庄租赁来的,租期30年,年租金14万。果园集生产、加工、销售一体,注册名称为新平金泰果品有限公司。公司就在果园之中,公 司董事长是褚时健的夫人马静芬,所有工作人员加起来共计22人。褚时健抓生产,马静芬管销售。
当地人把褚时健生产的冰糖橙称为“褚果”。 这一季的“褚果”是11月3日进入昆明市场的,云南以外的市场全部交给一家叫海南科果的公司负责,截至12月7日,这家公司已经团购了数百吨冰糖橙。“褚果”销售的主战场依旧是云南,从12月中旬的数据观察,果园今年的产量在4040吨左右,是一个丰收年。
农户将橙子采摘后,果子就在果园 里进行第一次统计,并按个头大小分装。公司办公室主任普元星介绍说,最忙碌的那一天,从果园运出去的橙子达130吨,整整动用了9部东风牌大货车。果子直接运往玉溪市大营街的分厂,每年的11月到次年的1月,每天出厂的40-50吨冰糖橙经由这里,陆陆续续销往各地。
几乎每个上午,褚时健都要来厂里走一遭。负责装货的工人们说,这个老头没有名人的架子。 12月7日,南京金箔集团市场部经理刘广富特意带助手来到厂里,一次性买走了30吨冰糖橙,这笔生意的成交价为24万元,冰糖橙将作为礼品发给公司员工,每人一箱。“主要是看中褚时健的名声。”刘广富说。
昆 明市茭菱路丰宁平价水果超市老板吴应虎喜滋滋地介绍,和去年相比,今年的“褚果”,无论颜色还是味道都有了飞跃。上一季吴应虎一共卖掉了20吨“褚果”,一直卖到今年春节。2009年,从11月初开始,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吴应虎就已经卖掉了17吨褚果,“这次至少也能卖掉40吨”。
“褚果”在市场分三个等级销售,价格上各家水果店可能略有差异,以丰宁平价水果超市为例,褚果分为1级果、优级果和特级果,每公斤价格分别为6.8元、8.8元、10.8元。吴应虎说,就价格来看,“褚果”的利润空间并不是很大,“但顾客就是认可它,而且只要卖得好,公司会给我5%的返点。”细细估算下来,他 销售“褚果”能赚取10%-12%的利润。
最后的7%
12月是褚时健最忙的时节,“今年我们的果子销售非常好,我们现在只有一台洗果机器,机器只要出一点故障,第二天货就发不出来。关键是我们的质量,要做到一年比一年好,这样才一个带一个来买。”迫于高产量和价格竞争的压力,“褚果”的批发价今年低了1元。
家中有三个保姆,她们负责82岁的褚时健和妻子马静芬的起居。褚时健习惯了6:30就起床,这时候保姆们都还在睡梦中,闲不住的他就开始给大家弄早餐。“我常说,不知道是保姆在照顾他,还是他在照顾保姆。”马静芬说。褚时健说,他现在做的是明年的事情,“我们的土壤已经进行化验,结果也出来了。我们要根据这个结果,对明年肥料的配置做出调整。我们有五、六个人一起讨论,有时大家谈不拢,最后还是要我拿意见。可以说,他们都很信任我。”? “果园做这么大,你的理想实现了吗?”我问。
“还没有。”他脱口而出。 “那究竟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你才满足?” 他站起身,从茶几上拿起一个小橙子,这个橙子的表皮布满粗糙花纹。他给客人端详,语调浑厚:“和美国进口的冰糖橙相比,色泽上我们已经赶上了,但我们还有这样的小橙子。别的橙子我们卖8块(1公斤),这个才卖3块。搞这个的话,我们就亏本了。”褚时健笑了起来。
“今年这种果子的产量占到了7%,有人说是风刮的,有人说是虫害,果子是我的,原因认真查,力争来年将问题解决。”这7%,是褚时健2010年最大的敌人。
“你愿意承认,这样的丑果子也是褚时健种出来的吗?” “我的果子,别人认得,我也认得,别人要想冒充也冒充不了。丑果子也是我的,我们只在玉溪市场销售。其实这种果子的味道很好,但我不希望它表皮花,不好看。”说完,他随手将手中的小橙子切成4瓣,分给大家品尝。
农户才不管你是不是褚时健
作为曾经的“烟王”,褚时健只有在谈话时,才有抽烟的习惯,“以前美国有个调查机构,说抽一根烟减少寿命5分30秒,我对这种说法不当回事,很多人,抽烟抽到90岁。我三天一包烟,没有什么感觉,但喝酒对我有影响。”对于果园,如何平衡果农的利益,让这支队伍趋于稳定,是褚时健经常思考的问题。
目前果园农户有104户,两百余人,分为三个组管理,约有14%的农户是原来农场留下的,后来大家相互介绍,加入褚时健的团队。90%的农户来自戛洒和水塘两镇,另有9户来自普洱市的镇沅县。果苗是褚时健的家乡华宁县弄来的,通过多年的培育,果实味道已大为改变。农民讲究现实的东西,不一定相中褚时健的名气。
为了留住果农,今年果园新增了一项福利,即果农可以从他们入园的那年算起,每年递增100元的工龄工资。每户 果农承包的果园面积大概在23亩左右,从开花、施肥到打药、修剪,每个环节都很重要,所以他们吃住都在山上。房子是公司的,里面有沼气,需要买生活用品,就骑摩托车去山下的戛洒镇。他们每月从公司领取500元的生活补助,工具和农药的钱都是公司承担,果农需要学习技术并付出劳动。
12月中旬,果园里还挂有600吨的果子,为了保证品质,公司要求大家在限定的时间内摘完。天还没亮,果农们就起床采摘了。果子摘完,接下来的功课是施肥,以补充果实带走的营养。
也有农户认为很辛苦,一年到头都住在山上,几乎失去了自由。42岁的农民胡九陆说,老家的土地被泥石流吞噬,果园一开建,他就和妻子来到山上。他算了一笔帐,如果两人的年收入不能达到3万,日子就难以过下去。胡九陆说,“果农之间有竞争,如果谁的产量低,公司也会说,养不起你,可以走了。”如今,胡九陆已经掌握了全面的技术,遇到病虫害,不用请教技术员,自己就知道对症下药。
这一年胡九陆一共收获60吨冰糖橙,和几乎所有果农一样,产量都有提升,只要年终公司的“收购”价不低于去年,两口子3万元年收入的目标即可实现。
对监守自盗的处理
12月10日,褚时健将2月份被邀来赏花的几个老朋友又带来了。但这次他们没有下车,只是在果园里慢悠悠地兜了一圈。
昆明烟厂曾经的厂长瞿静怡说:“上次我们来赏花,这次来分享你丰收的喜悦。”瞿静怡也80出头了,年轻时去北京学习,和褚时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这一大早,助手给褚时健注射了一针胰岛素,那是抑制糖尿病的药物。吃完简单的面条后,瞿静怡一行就返回昆明,褚时健却还要在果园里逗留半日。
他来到新来农户王光荣的地里,那里种有一些稀疏的果苗。褚时健说:“你得把地弄得平整点,赶紧种黄豆。”王光荣问:“黄豆种来吃吗?”“不是,是做绿肥。”他还告诉王光荣,果苗根部覆盖着枯叶,是为了保住水分,但同时也要小心下面藏着的看不见的白蚁。
在硬寨梁子的作业区,褚时健听取了下属关于两果农监守自盗一事的汇报,大家给出两种意见:开除或者罚款。12月8日晚,农户资某和鲁某合谋,在鲁某负责的片区,分别盗取650个和452个果子,准备下山偷卖,不料被抓了现行。这个5人参加的小型会议讨论出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家贼难防,应该杀一儆百,不但要按公司规定给予罚款,甚至可以将两人开除。褚时健补充说,两人2009年度该做的活计还是要做完,罚款适可而止,应该让他们回家有钱作资本。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可让两人写检讨,按每个橙子5元的计算方式收取罚款。考虑到新招农户不容易,培训成本更高,还是建议留下来。当然,如果类似情况再出现,一律开除。褚时健想了想,说,果园首次出现这样的事情,处理上还是谨慎一点为好。
吃完饭,已是中午,褚时健动身,准备坐车回玉溪。我们走上前,问是否可以再聊一会儿。他慌忙小跑两步:“不行,太累了,我要休息,刚才你怎么又不说?” 就在这一天,褚时健的另一位朋友、昆明烟厂原党委书记何忠禄告诉我,“我们都私下里谈论说,老褚这个人,就像水里的葫芦,将这一头摁下去,那一头又冒出来了。” 现在看来,褚时健并没有失踪,他只是曾经迷了路而已。

对话褚时健:先行者总要付出代价
当时没有考虑过退休问题
杨锦麟:古话说,人生70才开始, 很多精彩还是在80岁以后。
褚时健:应该说,70岁的人他的经验更丰富,懂得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了。这就叫阅历吧。
杨锦麟:你现在当这儿是家,谈笑用兵,也不会应付太多复杂的社会关系,清静很多,一门心思就对着果树来,这种清静其实对老人家是个好事。会经常怀念过去那些很繁忙的日子吗?
褚时健:不会。
杨锦麟:那你这个转身转得很漂亮,一点都不想?
褚时健:不想了, 那时事情多,也有成就感,但是烦人的事情太多,也就绕不开那事情,现在我没有了。
杨锦麟:绕不开的事情是什么?
褚时健:最绕不开的就是人情,你比如说我们到北京出差,我就不能公开说我今天要到北京,不然,你住的地方不得清静,等我人走掉了以后,人家才说这个老头来北京了。我不敢与他们面对。
杨锦麟:明白了,其实我觉得你那个年代压力非常大。
褚时健:大得很,那个时候的中国,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很多时候都受到了许多限制。比如,在中国市场上你找不着好烟叶,做不出世界一流的产品来,那么就要自己想办法种植,自己寻找种植基地。但国家规定,原料不准买卖,要调拨,那我们种出来的烟叶要自己买,这条政策就卡到你动不了。
杨锦麟:那怎么解决?
褚时健:你还得找省委、省政府,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先试先行, 当然你也知道,企业的先行一步,其实有很多的风险。
杨锦麟:风险都要自己面对和负责吗?
褚时健:都要自己面对和负责。 我看现在的烟草行业,和我们以前不一样了,竞争优势减弱了,反正国家对烟草生产的总量控制了,在这个总量里头,管理阶层享受着高工资、高待遇,他有很多问题都不用愁,能花的钱也多了。你看现在有些地方,生产设备,就是在欧洲,都还可以继续使用,但我们这个地方就丢了。美国一个老总曾邀请我参观他们一个工厂,我说你们这样的设备怎么还在用?他说我们跟你们国家不同,中国现在是用世界上最先进的。他说你要晓得,我的钱是我们董事们的,你们的钱是党的钱,你们可以多花,大家攀比。
杨锦麟:美国人倒是真看明白了。刚才谈到国有企业分配制度的改革,管理层收购,从根本上解决了一直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国有企业分配的问题。
褚时健:现在的人不需要过多的努力就可以拿高工资。
杨锦麟:可以前你们累得要死,才每月3000块钱。
褚时健:实际上,国家每一个部门都可以制定一些和效益挂钩的规定。你效益好了我多给你,管理者、工人可以多拿嘛,但是这个规定不容易制定准确,要花工夫才能做得到。
杨锦麟:当时你所负责的烟厂知名度、生产效益都很高,为国家创汇创利也很高,就没有考虑到急流勇退,就没有考虑到退休的问题吗?
褚时健:真还没想过,只是想多做一些贡献。 国家有一个专门管进出口的领导人,有一次他碰见我就说,老弟,你原来说利税搞到50个亿算了,你现在搞到200亿还在不断地搞嘛。我说干起来就是欲罢不能,身不由己了。
杨锦麟:可见你真的喜欢你所投入的烟草行业。现在不少国营企业的领导人都是上一级领导指派下来的,懂政治的不一定懂管理和懂企业。
褚时健:我们现在企业最缺乏的是综合管理人才。 所以中央今年提出来说,我们的经济管理方式、发展方式要改变。
现在事情还不多,我们还可以拿国家的经济实力积累一些钱来花,但是国家要不断地增强实力,不断地把积累实实在在地搞好。我在欧洲看了很多地方,它就是盖一栋房子,也是扎扎实实的,有些用30年,50年,甚至100年,仍然完好。我们就不讲这个了,20年折旧,30年折旧,这部分积累慢慢就消失掉了。唉,还是莫管他,反正到今天我们也管不了。但这个国家还是要一代一代传下去。
已经心平气和了
杨锦麟:换一个题目,你累吗?
褚时健:不累。
杨锦麟:这辈子你真的是大起大落,跌宕起伏,参加革命义无反顾,右派16年,改革开放30年,回想自己这一辈子,你怎么看?
褚时健:总体来说,每次在情绪上是受到很大冲击的。但一般说来,我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总体觉得很多事情问心无愧,现在已经看得很淡。前几年,中央的一位领导人来云南,他先问我们的省委书记,说老褚怎么样?来到厂里的时候又问我们集团的几个领导,说他的生活你们要照顾好。后来有北京的一些朋友过来给我讲这个事情,我说我听到这句话,就算过去还有点怨气,也都烟消云散了。他们说这句话,我就平心静气了。
杨锦麟:会不会觉得自己实际上受了很多的委屈?
褚时健:有很多东西要真正地从头讲,也不是那么严重。划我为右派以后,我的很多右派朋友,当时都是县级干部,七八个人在一起,有位老兄是红河州的常委,他有一天吵,我说没用,该干什么干什么,平心静气,所以他们说你这个心态可以。我说本来就是要有个好的心态,现实如此,面对它。
我现在就是这样,一切按照国家法律办事, 该纳税就纳税,产品在市场上有人要、有人买,就行了。当初我老伴说,我们要想办法做一件事,这件事不要过多去拜托人、去求人。但刚开始还真的需要很多朋友的帮忙,现在桔子、橙子果园上轨道了,完全可以拿到市场上去销售,每年还脱销。
我历来就不会求人,也不懂得经营人际关系。我到哪里都躲着去,都不愿意公开自己的行程,你说人家见到你一开口就要烟,那个时候,拿到我的批条就是拿到钱,这批条要一万箱烟,他连钱都不需要拿出来,就赚一个亿,只要一个条子就行了。他们倒是得利了,但我这边就埋下隐患了,所以我就躲,尽量躲。
杨锦麟:现在你说自己的心态就是心平气和?但是我看你在谈起那段往事时,情绪还是有点激动。毕竟要让心完全平复,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这也是一个人很难承受的考验。
褚时健:离得远一点,清静一点,我现在已经基本做到了,我轻轻松松地一年赚几百万,要花钱我有钱花,我也不需要找哪个求情。但是现在我们官场的风气是越来越坏了,坏到不好讲。这个东西久了是要脱离人民群众的,到时候就麻烦了。
杨锦麟:你这辈子成名于烟厂,最终落难也是因为烟厂,对烟厂这两个字,对玉溪烟厂、红塔集团的感情怎样?
褚时健:感情还很深。现在的领导人有时候还是要问一下,说看看这个事情对不对。我是非常诚恳的,我能看到错与对,爱提意见,希望他们做得更好。集团的负责人都很能理解我,我也理解他们的很多困难,我也乐意帮助他们。
杨锦麟:平心而论,你这辈子为玉溪烟厂做那么多的贡献,你觉得自己本来应该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待遇?我说的是经济待遇。
褚时健:其实他们真的没有必要动那么大的干戈。
杨锦麟:不必什么?
褚时健:他们不必动那么大的干戈。开始他们来召集老百姓座谈,收集民间对我个人和那些事的反应,普通百姓的反应我后来知道后,感到很安慰。很多人说,他拿了你们多少钱?我们凑给你嘛。
杨锦麟:老百姓自有公论吧,你说今天的中央领导人对你的生活很关心,集团里那些晚辈,现在的管理层对你也很尊重,应该可以得到宽慰 。但能不能说句心里话,当初对你的判罚究竟公平不公平?
褚时健:如果今天重新回顾一下,我个人认为,好像有些不应该吧,就事论事,你也要讲一个实事求是。不讲究实事求是,对上对下都不好。
杨锦麟:很多时候,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并不容易。
褚时健:不容易。
杨锦麟:不仅是你受了很多的委屈,当时家里其他人也受了很多打击。
褚时健:就是了。
杨锦麟:在最难的时候,想到走绝路吗?
褚时健:我最心疼我的姑娘(褚映群),当时的省委书记告诉我姑娘的死讯时,他都难过得哭起来了。我当时也只是要求不要搞我的老伴,她跟我几十年,可以说共同患难过日子,她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你们愿意对我怎么样都无所谓,反正最终事实会证明的。
杨锦麟:马军那天给我提起,他去协助处理姑娘后事时, 也说起你这个一向硬朗的汉子,听到自己姑娘自杀的消息都痛哭起来了。
褚时健:有些东西现在从头说,他们不应该 。(提起自己已经死去多年的女儿褚映群,褚时健忽然垂下了一直高昂的头颅,沉重地侧向一边,许久许久沉默不语……和他相处的这几天,这是惟一一次直接感受到他的悲伤和沉重的时刻。)
杨锦麟:任何改革,都需要一些先行者,你应该属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进程的一位先行者,先行者要付出很多的牺牲和代价,后面发生的这么多事情,和当年反右斗争承受的打击是不一样的。我不应该给你提起难过的往事,但是你现在有时候回想往事,不觉得自己很悲苦吗?
褚时健:现在都淡忘了。我在监狱里面,还有不少专案组要我检举这个、揭发那个,说你支持我们办这个事,我们把你的事情也可以减刑。我说你不给我减也算了,我不能随便坑人,也不能无中生有。
杨锦麟:你现在的身份是什么?退休老厂长,还是一个农民企业家?
褚时健:(坚定地)我到现在并没有退休。
杨锦麟:没有退休?
褚时健:上面的意思是,如果办理退休了,很多事就不好办,他们每个月给我一点生活补贴,1000块钱一个月,医药费不管是多少,全部报销。另外呢,由厂里派一个驾驶员,派一个秘书,生活上他帮帮忙。原来还有个专门的保健医生,给我劝回去了,我说我这里用不着,身体还能对付。
杨锦麟:这辈子还有什么遗憾吗?
褚时健:要说遗憾嘛,基本上也不用遗憾了,反正比我差的人还多得很,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吧, 我自己也觉得可以了。
杨锦麟:昨天见到您的第一印象,我想到了豁达两个字,一辈子总为别人着想的人,有时候会活得很累,是这样吗?
褚时健:这样子觉得自己舒服点。
杨锦麟:你是说自己吗?
褚时健:自己会觉得舒服点,像我老家现在还很穷,我能给他们解决点问题,自己也感觉到心里舒服了。
杨锦麟:明白了,一辈子总为别人想,总为这个国家和自己喜欢的事业去打拼,很少考虑自己。
褚时健:很少。

杨锦麟:接这个案子最难的在什么地方?
马军:有关辩护的重点在于褚时健为什么最后会去分这个钱,但我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一个社会及公司企业内部的分配问题。
过去的60年间,我们在分配制度方面,一直处于没有法律的状态, 我们没有《工资法》,没有《劳动报酬法》,没有《个人收入所得法》,我们的按劳分配无法界定,1992年邓南巡至今,我们没有《市场经济法》,没有《市场法》,这些法律的缺失、制度的缺失,以及一些众所周知的人为因素,你能说我们的分配制度是公平、公正、正义的吗?不能。
褚时健担任玉溪烟厂厂长期间,给国家所做的贡献,上缴的税利是有目共睹的。但褚时建平均每个月3000多块人民币,这样的分配无法体现按劳取酬的原则。
杨锦麟:也许就是褚时健这个案子,大陆才开始正视和改善国企老总收入的问题。
马军:我也考虑褚时健案子的辩护,应放置在当时的社会背景、制度背景之下,不能只是就案办案。第二点,从办褚时健案到现在,我一分钱律师费都没收。不是没有人交,有人要交。当时云南有好几个地方的烟草行业负责人找我,说,云南省的烟农准备一家一户捐100块钱,50块付律师费,50块委托我为褚时健保管他以后的养老金。粗略估算也有几千万,但我拒绝了,我当时想,我为褚时健辩护是代表云南人民为他辩护,而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至今仍分文不取。
当时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说过,审判是一流的,判决是一流的,辩护也是一流的。在这次辩护中,我提出了“富庙穷方丈”的观点,我说我们这个国企领导出问题都是“穷庙富方丈”,你把一个企业搞跨了,但是这个领导人个人发财了,这个定要打击不可,但褚时健却是一个把穷庙建成富庙的方丈,眼看着庙富了,不慎偷了点灯油回家炒菜吃,被抓住,多可悲呀。第二个观点是必须给能干的猫多吃鱼,黑猫白猫,也有好多种,比如能抓老鼠不偷鱼的猫、不抓老鼠也不偷鱼的猫、抓老鼠偷鱼吃的猫和不抓老鼠专偷鱼吃的猫,我说褚时健是属于那个很能抓老鼠,但同时偷吃了鱼的猫。
杨锦麟:这样的辩护,会不会因为本身对褚时健的了解,而产生一种下意识的同情心呢?
马军:对。
杨锦麟:同时有你本身对这个案子与当时主流话语不一样的独立见解。
马军:对。
杨锦麟:会不会有人认为,因为你跟褚时健的关系比较亲近,对他有些偏袒?
马军:褚时健案件审理完了以后,红塔集团就再也没有请我当法律顾问了。褚时健被判刑的第二年,红塔集团新任总裁年薪拿了100万,他一年的收入比褚时健17年工资收入的总和还要多。很多国企领导的收入,在那一年开始出现大幅度的变化。
杨锦麟:时隔多年之后,让我们现在很冷静、不带任何情感色彩来看褚时健这个案件,作为一个庞大的烟草行业,难道管理上就没有一点瑕疵吗?
马军: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前无古人,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这个过渡期间, 什么问题都可能发生。我觉得像褚时健案件,玉溪烟厂从一个计划经济的烟厂突然转向了市场经济,按市场价值规律办事。在这个转轨的过程当中,新老体制、新老制度、新老观念、新老人员,新老管理方法的这种矛盾冲突,这个责任不能让褚时健一个人承担。如果我们及早在分配制度方面,尽早地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按照价值规律确定我们的分配制度, 相信褚时健这样的人,也不至于会犯这样的错误。
我记得前云南省省长李嘉廷委托我当辩护律师时说的一段话。 李嘉廷说,他穷怕了。几百年来,那个穷山沟出来,小时候就没穿过一件好衣服,没穿过一双好鞋子。后来上了学,当了官,家都不敢回,回去什么呢?到那个石屏县,老家的那些穷亲戚来了,这个要那个要,没办法,所以想着在位的时候搞一些,以后退下来回家修修路、建建房。
原来云南林业厅厅长, 当过昭通地委书记,也是个老干部,收受贿赂20多万,最后被判刑。他的案件也是我办的,逮捕时20多万还在他保险柜里锁着,为什么没用?他说这20多万是准备拿回老家去修一条过河的桥。
杨锦麟:分配制度迄今为止仍是一个难题。
马军:确实难,但是再难的问题也要解决。 共产党提出三个代表理论之后,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分配问题。 要求干部廉洁自律,出污泥而不染,这一句话我说是不负责任,我们应该给我们的干部尽力营造干净的环境,远离污泥的环境,对不对?你叫一个人天天生活在毒气熏扰的环境当中,他怎么可能身体健康?不可能。
杨锦麟:如何看待和评价褚时健?
马军:褚时健是带领手工和半机械化烟草行业走上现代化生产规模的第一人。同时他也是有超前改革意识的企业家。 他的一些认识观念,和一般人不一样。褚时健的文化程度并不高,做过共产党两次牢,两次判刑都是20年,加起来40年,他今年80多岁, 他被打成右派, 但他并没有被打倒。现在的这些领导,跟他不能比,为什么呢?就像现在的将军,和49年以前打仗出来的将军是不一样的。
杨锦麟:褚时健保外就医之后, 他的低调是一种刻意的低调还是不得已的低调?
马军:不得已的低调。褚时健的问题虽然那么多年过去了,但是对于烟草行业还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
杨锦麟:是不是可以理解,至今阴影还在?马军:肯定阴影还在。对褚时健的判决,要从两个方面看:第一,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这个判决也就是说只保住了他的命,绝不是一个最好的判决;第二,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判决又是一个最好的判决。为了争取这个最好的判决,也有人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杨锦麟:据说你现在正在努力的工作之一是为褚时健提出特赦申请?
马军:我1999年和去年也呼吁了,写了。
杨锦麟:有回应吗?
马军:没有。
杨锦麟:为什么你会提出这个申请?
马军:我觉得他承担了太多的社会责任。我提出了70高龄犯罪的赦免,就是说不管什么样的人只要上了70岁,我认为继续关押,第一不人道,第二不必要,而且70岁以上的高龄罪犯也没有继续犯罪的条件了。

30年争议者•功臣与体制
近年,已经有相当有话语地位的过来人表示,“他的问题其实没有那么严重”,他“被判重了”
本刊记者 何三畏
褚时健的时代过去了,他离开企业已经十年有余。但是,他的故事并没有终结,他成了一个传说中的人物,今天,提起他的名字,依然会唤醒许多人关于他和红塔集团的那段传奇的回忆。
他是以巨额贪污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无期徒刑的,但是,此后他只是被作为“最具争议的财经人物”,同时,不断有人以崇敬心情和诗意笔触,去追忆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
“超级腐败案”
褚时健的故事可以这样概括——
他1928年出生于云南一个农民家庭,高中文化,1949年参加云南武装边纵游击队,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服务员、指导员、区长、区委书记、玉溪行署人事科长,到1963年,开始了糖厂、酒厂、农场、畜牧场、造纸厂等企业方面的经历。1979年,51岁时被任命为玉溪卷烟厂厂长。
1986年,褚厂长兼任了玉溪烟草公司经理和玉溪地区烟草专卖局局长。加上把农民的烟田变成烟厂的“第一车间”,他一手控制了产、供、销三个环节。红塔在这样的体制构建下开始“腾飞”。到九十年代中期,他已经“把一个地方小烟厂做成了亚洲第一,世界第五的烟草帝国”。固定资产从几千万元发展到70亿元,年创利税近200亿元。“红塔山”卷烟品牌无形资产被评估为332亿元。有中央领导称它为“印钞工厂”。
褚时健成了中国的“烟草大王”,全国最红的国企红人。他的政治荣誉不胜枚举:云南省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优秀企业家、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等等。
他也是烟草行业的“教父”。某卷烟厂请到他去“传经送宝”,红地毯一直铺到厂外很远。他点石成金,大笔一挥就把你变成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得到他的批条,就等于发财。各路烟商、官员和干部子弟,各尽所能,演绎出种种生动的故事。他的女儿去广州,有多少辆小车在机场硬生生地等着,抢着接机。一位作家仅仅因为跟云南这一片辽阔的土地有点熟路,便有人想通过他跟褚时健搭上线。
“红塔帝国”的权力全部集中到塔尖——褚时健的话被形容为“圣旨”,重要的事情,尤其是批烟,全凭他的条子和电话。他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他身边人称他“老爷子”,其他人叫他“老板”。
1995年2月,一封来自河南三门峡的举报信,开始了这一神话的终结。
据1998年1月新华社报道,褚时健的“女儿共索要和接受3630万元人民币、100万元港币、30万美元,妻子及其他亲属共收受145.5万元人民币、8万美元、3万元港币及大量贵重物品”。褚时健本人,后来被司法指控贪污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最主要的情节是,他把巨额公款直接划到自己的名下,其中一笔是174万美元,另一笔1156万美元。
“历史的审判”及其余响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到新世纪前后,褚案一直是中国社会的重大议题,体制内外,纷纷争说。这不仅是因为它的涉案金额空前,超过当时全国已经披露的最高腐败金额若干倍,对体制内外构成极大的刺激,更因为它呈现了当时已经开始困扰国人的“世纪难题”——转型期的国有资产管理,以及国企官员的管理。
那时,这个声称要“摸着石头过河”的国家正在“国企效益滑坡”的泥潭里摸索,尚未摸到有说服力的石头。旧的管理已经松动,新的模式还没有形成。一个远远高于地平线的“红塔”,是财政的现实依托,也寄托着体制的某种希望。
褚案既出,官民俱感震惊。在光耀四方的国资名义的红塔之外,褚时健建立了一个十多亿高的“私塔”——“秘密账户”,虽然每年都有国家审计,但都“没有发现”它。这笔巨款只有褚时健个人能动,他的贪污即直接从这个账户划入私人名下,没有别的技术含量。
但大批困境中的国企却迫切需要褚时健式的经营人才,当时官方的议题是如何“善待”他们。而民间反腐声浪渐高,官方对他们爱怨交加。据当时新华通讯社的报道,要“法办”褚时健,“有些人感情上接受不了。不少人认为,褚时健……功劳太大了,过与功相比,算不了什么”。“有些人思想上有顾虑:查办褚时健,会不会把企业查垮了,影响企业稳定,影响云南的经济发展、财政收入?”
还是“中央纪委领导同志提出:对褚时健,‘过不掩功,功不抵过’”,为这个多少升华出了一点政治意味的经济案定了调。
但是,在经过长达四年多的调查以后,对褚时健的量刑却颇费周章,当时强调的,不是“以法律为准绳”,而是“判决一定要经得住历史考验!”(主审法官语)。
最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一份据说是十易其稿的、被称为“现代法律文书的典范”的长达8000字的判决书,宣布褚时健因巨额贪污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检察机关指控的一笔1156万美元贪污,“疑罪从无”,未作认定。
而按当时中国对贪污犯罪的“判例”,褚案涉及金额已经数倍于死刑。在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褚时健宣判两个月后,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了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胡长清案的终审裁定:死刑立即执行。而这位江西省前副省长贪污受贿金额是人民币544.25万元,不明财产是人民币161.77万元,两项合计差不多褚时健被认定的一次贪污金额(174万美元)的一半。
褚时健后来有如此供述:“当时新的总裁要来接任我。我想,新的总裁来接任我之后,我就得把签字权交出去了,我也苦了一辈子,不能就这样交签字权。我得为自己的将来想想,不能白苦。所以我决定私分了300多万美元,还对罗以军(褚时代的红塔集团总会计师)说,够了,这辈子都吃不完了。”
因此,褚案引发了一个“59岁现象”,即官员“退休前捞一把”的讨论。
哀牢山的庄园主
在服刑两年后,即减为有期徒刑17年,随后,在2002年春节,因“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得以保外就医。这时,74岁的褚时健回到玉溪,家里只剩下年迈多病的老伴。后来,他在云南一个叫哀牢山的地方经营着一片两千亩的果园农庄。果园外面挂着绿色认证。据说他的果子在市场上很吃香,当地买不到,销往外地了。
他仍然往来无白丁,政商两界都跟他不乏联系。他当年的部下,多人成了今天的烟企领导,他们对他保持着尊敬。据称他还会从前来“问策”的企业里获得报酬。
现在,一切宠辱都已经过去。他可以在云南高原的阳光下平静地回忆往事了。他平时看看电视,新闻联播、电视剧,看看杂志,消磨时间。他到了红塔才学会抽烟。到现在,红塔没有那么红了,红塔也不需要他了,抽烟却成了习惯。跟大多数成年后学会抽烟的人一样,他握烟的姿势显得生硬——拇指也参与进去。
2003年,王石到云南哀牢山看望保外就医的褚时健。这位在不健全的市场上开始追求公司治理的新一代企业家认为,褚时健“确实犯了罪”。但这并不妨碍他对褚“作为一个企业家的尊敬”。老人给王石讲他的冰糖橙的习性和高原水土的关系,展望大约六年后全面挂果的未来。然而,当六年后这些果树进入青春期,褚时健却是八十高龄了。这个情景给了王石以震动。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事的变迁,人们回溯褚案的心情变得越来越“理解”。到近年,已经有相当有话语地位的过来人表示,“他的问题其实没有那么严重”,他“被判重了”。在媒体上,有人深切地为他表示同情、惋惜和为他辩护。三年前,一位论者写道——
1996年(褚时健被调查的第二年),美国可口可乐公司总裁的收入为885万美元,外加2500万美元购股权;迪斯尼公司总裁年收入是850万美元,外加1.96亿美元的购股权。如果按照同样的比例,红塔集团的销售总额距离世界500强并不遥远,作为红塔集团的最高管理者,褚时健所应得到的报酬要远远超过(法院认定的贪污和不明财产)174万美元。但是,他18年的收入加奖金不过80万人民币。他每为国家贡献17万自己才得到一块钱。
到了今天,话又可以这样说:某些国企的“大王”已经可以堂堂正正地拿到六千万以上的年薪了,而当年的“烟草大王”的名义工资收入,大约只相当于今天的一位公司白领。
此外,也有人认为:作为一个国有垄断型的、并且实行专营的特殊行业,人们在叙述红塔集团的税利情况时,主语一律使用单数词“他”,即一代“烟草大王”褚时健个人,“他创造了……”,“他贡献了……”,这是不对的。褚时健是一代枭雄,但不是现代企业家。假使任何一种毒品合法化和专营,同样可以在这个行业产生一个褚时健。
但这种看法显然没有占到上风。更多的人愿意以崇敬的心情和诗意的笔触去描述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他已经被“神化”,成为一个传说中的人物。在他保外就医以来,一直有关于他“复出”的传言。以他的交往来说,产生这样的传言应该比较自然,但一个不可超越的情况是,在年复一年的传说和猜测中,今年农历正月初一,老人已经年过八十,他的健康状况并不好。
而又有人说,今年对他是“比较关键”的一年呢。
褚时健 企业家
1928年生。原云南省红塔集团董事长、玉溪卷烟厂厂长,在他的努力下,红塔集团由一个根本不知名的小企业,一跃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三的国际著名烟草企业集团。后来被查出犯有贪污罪而被判无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