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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关于“湘军”,它在近世中国所受到的评价,可谓天上地下,跌宕难测,就是“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最生动的一个注脚。可能因为这样,本土历史学者谭伯牛笔下的湘军史,绝少议论,只谈史事。
2009年7月4日,《晨报周刊》对话《湘军崛起》作者谭伯牛。

(主) 谭伯牛:湘军崛起是“中国保守主义的完美谢幕”
文|袁复生 

如果说从价值观的角度来看,湘军和太平军的战争,可能并未给这个国家带来根本性的改变,相反,它可能还加剧了旧有体制和价值观的力量。在谭伯牛看来,这场战争结束以后,这个国家也没有发生一个更新的更积极的变化。
当然,正是这场战争,中国人自己大面积使用“洋枪洋炮”,坚船利炮作为双方对垒的重要工具,也开启了中国人看世界的另一个方式。对于左宗棠和郭嵩焘而言,这样的接触所产生的思想触动和日后的倾向,是不同的,郭走得更远,但他过于孤独。从这点看,这场战争对国人的价值观的改变,确实谈不上巨大。
至于他们之间的矛盾,谭伯牛与孟泽的看法,不尽相同,有兴趣的读者,不妨自己去翻捡史料,得出你的结论。

()戊戌变法,“东南互保”,立宪法,直至辛亥革命,都与太平天国战争期间造成的中央—地方权力的消长有关
晨报周刊:这本书的封底,开宗明义,你说太平天国战争是一场内战。那么双方都是失败者。那么,这场“失败”,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一点价值都没有吗?
谭伯牛:不是一点价值,而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如果将太平天囯战争与此后的晚清新政及辛亥革命联系起来看,我们会发现,在战争期间造成的中央—地方权力的消长,是奠定未来数十年变革的决定性因素。由于战争的需要,清政府不得不将财政、人事、司法权下放到地方,作为地方长官的总督、巡抚获得了空前的权力。战争结束,又由于战后重建的需要,中央政府不能立即收回这些权利。渐久,在战争期间形成的临时性财政制度(譬如厘金)、人事制度(譬如督抚举荐重要属员)、司法制度(譬如就地正法),竟成为不得不长期执行的固定制度。各省督抚掌控这些制度,反过来制约中央政府的行政。于是,可以看到,戊戌变法,“东南互保”,立宪法,开国会,地方自治,直至辛亥革命,军阀混战,诸凡近代史的重大事件,背后皆以太平天囯战争时期肇始的地方权力扩大、中央权力消退为决定性因素。

晨报周刊:继曾国藩之后,你将左宗棠排为第二号人物来讲,为什么呢?
谭伯牛:从历史事迹来看,左宗棠是湘军的开创者,是与太平军、捻军作战并获胜的统帅,其後又率军在西北边疆征战,保障国家安全及领土完整。因此,在曾国藩之後,讲他的故事,是很自然的选择。

晨报周刊:这里面就涉及了左与郭嵩焘的关系,你也提到了《郭嵩焘日记》中,郭听闻左的死讯后“既伤且撼”的看法。但你觉得,这是郭“抱着私怨”,不肯承认左是一代伟人。郭之所以说左“自毁已甚”,是从私德的角度来看。你在书中,重点提及了左生活简朴的一面,但郭看到的却是“以凶横佐其权谋之术”的张扬跋扈,是扈从百余人的大排场。在你看来,左的这些问题,都是可以理解的范围之内吗?
谭伯牛:今天看来,左宗棠与郭嵩焘都是近代伟人。但在当时,仅自事功而言,郭氏声誉不能望左氏之项背。我们今天看重郭嵩焘,是因为他对现代化的认识、对中国政治改革的设计,远远超过同时代人。左、郭曾经是好朋友,然自郭氏出任广东巡抚,二人便因对公事各持意见,最终决裂。平情而论,郭氏的“执政能力”、“政策水平”远不及曾、左、李(鸿章)诸人,对于他与左的决裂,曾、李作为他们共同的朋友,皆认为曲不在左,其咎在郭。我们阅读当时往来奏牍,所获印象,亦与曾、李的观感一致。因此,对于郭嵩焘私下里“诋毁”左宗棠的话,只能视为个性、人格上的偏激,无法视为公允的评价。

()胡林翼确实未获得应有的关注,作为后来人,应该阐述表彰他的事迹
晨报周刊:在“曾左胡彭”中,你似乎对胡林翼的评价最高,有气魄、有能力、后勤和战略规划的水准高,但在我们后来的历史叙事中,似乎很少提他在战略上对湘军的意义,通常只会提他通过讨好官文小老婆以搞好与官文关系的段子。这对他,是否委屈了点?
谭伯牛:委屈与否,斯人已逝,我无法代答。世事往往如此,活得够长、抬轿子的人够多,其人的“历史地位”会更为显赫。当然,决不是说曾、左就是浪得虚名。只是,胡林翼确实未获得应有的关注,作为后来人,作为历史爱好者,应该阐述表彰他的事迹。

晨报周刊:胡林翼和左宗棠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会筹饷。这一点,也是你在《湘军崛起》中不断强调的一点。从某种意义上说,湘军对太平军的胜利,也是财务上的胜利。那么,太平军的财务,为何会这么糟糕呢?
谭伯牛:太平天囯早期采用“圣库”制度,一切财物,集中管理,这是“军事共产主义”的必要措施,并获得一定成功。但是,后期,“圣库”制度名存实亡,天王以下,诸人各私其家,导致“国库”空虚,从而不利于军事,并最终失败。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太平天囯并未真正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政治—财政制度,纯系走一步看一步,想到哪做到哪,用以前的话说,这是农民起义革命政权不成熟性的体现。史上很多起义造就的革命政权,都有这个毛病。我想,未能大规模招揽原政权的官吏,因而无法借鉴业经证明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是主要病因。辛亥革命後,民国政府选官,用了不少“清官”,从而保持政权的稳定,则从另一角度说明了制度建设的重要性。

晨报周刊:你格外提到,胡林翼的道德水准,尤其是他早年风流过后的道德修养,应该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准。此外,曾国藩的修德的本领也自不待言。他们的道德水准,比起洪秀全的表现,显然要好一些,这也是湘军胜利的一个因素吗?
谭伯牛:个人道德,或者说个人修养,对于一个人做事情能否成功,当然具有重要意义。至于是否因此影响太平天囯的成败,则不太好说。我认为,太平天囯的失败,更多与政权建设、财政及人事制度的不成熟有关。

()曾国藩善做“政治思想工作”, 湘军还开得出四两银子的月薪;但天父天兄那一套,并未真正为人信从,土地改革,也未真正实施
晨报周刊:在财务以外,和绿营和八旗相比,湘军的士气可能要更好一些。士气是在某种“意识形态”的反映,我们是否可以从结果推论原因,湘军的胜利,也意味着,在当时,湘军的意识形态,比太平军的意识形态更有战斗力?
谭伯牛:罗尔纲先生在《湘军兵志》特别强调曾国藩善做“政治思想工作”。我读《王壮武公遗集》,对湘军领袖如何团结、鼓舞农民放下锄头拿起刀枪与太平军作斗争,也有深刻印象。自大而言,忠孝礼义这些概念深入人心,自微而言,保家为乡,对湘军基层士兵来说也不言而喻,同时,湘军还开得出四两银子的月薪,以此,湘军的士气及战斗力,不会不好。太平天囯的意识形态建设,则徒有虚名,天父天兄那一套,并未真正为人信从,土地改革,也未真正实施。

晨报周刊:用一个粗略的说法,湘军在传统的家国情怀的意识形态下,催生了洋务运动,甚至产生郭嵩焘这种注重学习西方民主政治的思想者,它的旧瓶好像还能装点新酒。但太平天国,似乎是在“革命”的暴力下,却用半真半假的西方宗教外衣包裹着的却是完全的旧酒。这两种模式,相较而言,哪种更靠谱?
谭伯牛:湘军产生的背景是传统中国二千馀年不断发展的政治文明。不论好坏,一套制度及其配套的思想能沿用这么长时间,自有其独到的地方。而在制度框架内消除异己,镇压反动力量,从来就是所谓“修齐治平”的必修课。只有遭遇真正的强有力的“挑战”,譬如鸦片战争以来的帝国主义或曰现代化挑战,这套制度与思想的局限性才会暴露出来。但是,一旦有合适的机缘,调和新旧,其焕发生机的几率亦不低。相较而言,太平天囯的制度与思想,是无法与之抗衡的。

()今天的湖南人以身为湘人自豪,主要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者有不少湘籍人士,与湘军关系不大
晨报周刊:前面这个问题,可能还会引发另一个疑问,湘军对于湖南,既带来了最改良的力量,也保持着最守旧的力量。相比之下,哪种力量在现实的中更大一些?
谭伯牛:湘军崛起是“中国保守主义的完美谢幕”,可想而知,是维持旧制度旧道德的力度更大。具体而言,湖南在戊戌变法期间,既是实行最激进政治改革的省份,同时又被西方人(譬如耶鲁学生)认为是中国反对西方价值观最顽固的“堡垒”,似又说明,这两种力量难分高下。

晨报周刊:你这本书的副标题是“近世湖南人的奋斗史”,对于湖南人来说,“湘军”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被概念化的符号。但你在本书的开篇就指出了“湘军”的许多问题,其实它开始并不是一个严密的整体,而只是一个松散的集团,等等。这样的辨析,背后的用意是什么?
谭伯牛:用意不过想说明历史实际而已。不独湘军,很多历史名词,其实都是名实不符,需要厘清。

晨报周刊:从我们后人角度来看,我们多半对湘军的认识,是盲目崇拜的。从“事功”的角度更多一些,而不是从价值观的评价尺度看它的局限性。这种认识的盲点,给今天的湖南人的思维,带来了什么不好的影响?
谭伯牛:其实,据我观察,今天的湖南人以身为湘人自豪,除了朴素的乡土情结,主要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者有不少湘籍人士,与湘军关系不大。更何况,湘军在共和国大部分时间内获得的历史评价并不高,甚至是完全负面的评价。只是近十几年来,我们才关注湘军。我看凤凰卫视一个纪录片,采访益阳人,竟有不知胡林翼为何人者,可见我们对湘军的隔膜。因此,说到今天湖南人作为一个整体表现出来的负面观感,还不能直接与湘军挂钩。然而,历史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湘军的地域主义、宗派主义、胜者通吃,这些不好的方面,总有办法影响后人。湘军是中国的湘军,不仅是湖南人的湘军,其利,我们可以感受,其弊,我们也会感染。湘军对湖南人的影响,是个小题目。重要的是,湘军不仅感染湖南人,更感染中国人。有一位湘军後裔,曾说:“假如湖南人沉毅一点,广东人安静一点,江浙人大方一点,中国还有不强的吗?”(易君左《扬州人的生活》)看上去,这只是对各地风气的针砭,其实,这是对全体国人的针砭。同理,若包括湘人在内的国人,皆能体行湘军的优点,捐弃湘军的缺点,湖南安得不强,中国安得不强?

《湘军崛起:近世湖南人的奋斗史(上、下)》
谭伯牛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9年6月 定价:45.00元

谭伯牛,长沙人,现居广州,自称为“历史爱好者”,著有《战天京》、《天下残局》、《湘军崛起》。

《清史-曾国藩列传曾国藩,初名子城,字涤生,湖南湘乡人。家世农。祖玉屏,始慕向学。父麟书,为县学生,以孝闻。
国藩,道光十八年进士。二十三年,以检讨典试四川,再转侍读,累迁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署兵部。时太常寺卿唐鉴讲学京师,国藩与倭仁、吴廷栋、何桂珍严事之,治义理之学。兼友梅会亮及邵懿辰、刘传莹诸人,为词章考据,尤留心天下人材。

咸丰初,广西兵事起,诏群臣言得失。奏陈今日急务,着在用人,人才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上称其剀切明辨。寻疏荐李棠阶、吴廷栋、王庆云、严正基、江忠源五人。寇氛益炽,复上言:”国用不足,兵伍不精,二者为天下大患。于岁入常额处,诚不可别求搜刮之术,增一分则民受一分之害。至岁出之数,兵饷为巨,绿营兵额六十四万,常虚六七万以资给军用。自乾隆中增兵议起,岁糜帑二百馀万。其时大学士阿桂即忧其难继,嘉、道问两次议裁,不及十之四,仍宜汰五万,复旧额。自古开国之初,兵少而国强,其后兵愈多则力愈弱,饷愈多则国愈贫。应请皇上注意将才,但使 七十一镇中有十馀镇足为心腹,则缓急可恃矣。”又深痛内外臣工谄谀欺饰,无陈善责难之风。因上敬陈圣德预防流弊一疏,切指帝躬,有人所难言者,上优诏答之。历署刑部、吏部侍郎。二年,典试江西,中途丁母忧归。

三年,粤寇破江宁,据为伪都,分党北犯湖南、直隶,天下骚动,而国藩已前奉旨办团练于长沙。初,国藩欲疏请终制,郭嵩焘曰:”公素具澄清之抱,今不乘时自效,如君父何?且墨绖从戎,古制也。”遂不复辞。取明戚继光遗法,募农民朴实壮健者,朝夕训练之。将领率用诸生,统众数不逾五百,号”湘勇”。胜书遐迩,虽卑贱与钧礼。山野材智之士感其诚,莫不往见,人人皆以曾公可与言事。四境土匪发,闻警即以湘勇往。立三等法,不以烦府县狱。旬月中,莠民猾胥,便宜捕斩二百馀人。谤诟四起,自巡抚司道下皆心诽之,至以盛暑练操为虐士。然见所奏辄得褒答受主知,未有以难也。一日标兵与湘勇哄,至阑入国藩行台。国藩亲诉诸巡抚,巡抚漫谢之,不为理,即日移营城外避标兵。或曰:”曷以闻?”国藩叹曰:”大难未已,吾人敢以私愤渎君父乎?”

尝与嵩焘、忠源论东南形势多阻水,欲剿贼非治水师而不可,乃奏请造战舰于衡州。匠卒无晓船制者,短桡长桨,出自精思,以人力胜风水,遂成大小二百四十舰。募水陆万人,水军以褚汝航、杨载福、彭玉麟领之,陆军以塔齐而、罗泽南领之。贼自江西上窜,再陷九江、安庆。忠源战殁庐州,吴文容督师黄州亦败死。汉阳失,武昌戒严,贼复乘势扰湖南。国藩锐欲讨贼,率水陆军东下。舟师初出湖,大风,损数十艘。陆师至岳州,前队溃退,引还长沙。贼陷湘潭,邀击靖港,又败,国藩愤投水,幕下士章寿麟掖起之,得不死。而同时塔齐布大破贼湘潭,国藩营长沙高峰寺,重整军实,人人揶揄之。或请增兵。国藩曰:”吾水陆万人非不多,而遇贼即溃。岳州之败,水师拒战者惟载福一营;湘潭之战,陆师塔齐布、水师载福各两营:以此知岳贵精不贵多。故诸葛败祁山,且谋减兵损食,勤求己过,非虚言也。且古人用兵,先明功罪赏罚。今世乱;贤人君子皆潜伏,吾以义声倡导,同履危亡。诸公之初从我,非以利勋也,故于法亦有难施,其致败由此。”诸将闻之皆服。

陆师既克湘潭,巡抚、提督上功,而国藩请罪。上诘责提督鲍起豹,免其官,以塔齐布代之。受印日,士民聚观,叹诧国藩为知人,而天子能明见万里也。贼自岳州陷常德,旋北走,武昌再失。国藩引兵趋岳州,斩贼枭将曾天养,连战,下城陵矶。会师金口,谋取武昌。泽南沿江东岸攻花园寇屯,塔齐布伏兵洪山,载福舟师深入寇屯,士皆露立,不避铅丸。武昌、汉阳贼望见官军盛,宵遁,遂复二郡。国藩以前靖港败,自请夺官,至是奏上,诏署湖北巡抚,寻加兵部侍郎衔,解署任,命督师东下。

 当是时,水师奋厉无前,大破贼田家镇,毙贼数万,至于九江,前锋薄湖口。攻梅家洲贼垒不下,驶入鄱湖。贼筑垒湖口断其后,舟不得出,于是外江、内湖阻绝。外江战船无小艇,贼乘舴艋夜袭营,掷火烧坐船,国藩跳而免,水师遂大乱。上疏请罪,诏旨宽免,谓于大局无伤也。五年,贼再陷武汉,扰荆襄。国藩遣胡林翼等军还援湖北,塔齐布留攻九江,而躬至南昌抚定水师之困内湖者。泽南从征江西,复弋阳,拔广信,破义宁,而塔齐布卒于军。国藩在江西与巡抚陈启迈不相能,泽南奔命往来,上书国藩,言东南大势在武昌,请率所部援鄂,国藩从之。幕客刘蓉谏曰:”公所恃者塔、罗。今塔将军亡,罗又远行,脱有急,谁堪使者?”国藩曰:”吾计之熟矣,东南大局宜如是,俱困于此无为也。”嵩焘祖饯泽南曰:”曾公兵单,奈何?”泽南曰:”天苟不亡本朝,公必不死。”九月,补授兵部侍郎。
六年,贼酋石达开由湖北窜江西,连陷八府一州,九江贼踞自如,湖南北声息不相闻。国藩困南昌,遣将分屯要地,羽檄交驰,不废吟诵。作水陆师得胜歌,教军士战守技艺、结营布阵之法,歌者咸感奋,以杀贼敢死为荣。顾众寡,终不能大挫贼。议者争请调泽南军,上以武汉功垂成,不可弃。泽南督战益急,卒死于军。玉麟闻江西警,芒鞋走千里,穿贼中至南昌助守。林翼已为湖北辽抚,国藩弟国华、国葆用父命乞师林翼,将五千人攻瑞州。湖南巡抚骆秉章亦资国荃兵援吉安,兄弟皆会行间。而国藩前所遣援湖北诸军,久之再克武汉,直下九江,李续宾八千人军城东。续宾者,与弟续宜皆泽南高第子也。载福战船四百泊江两岸,江宁将军者兴阿马队、鲍超步队驻小池口,心数万人。国藩本以忧惧治军,自南昌迎劳,见军容甚盛,益申敬告诫之。而是时江南大营溃,督师向荣退守丹阳,卒。和春为钦差大臣,张国梁总统诸军攻江宁。七年二月,国藩闻父忧,迳归。给 三月假治丧,坚请终制,允开侍郎缺。林翼既定湖北,进围九江,破湖口,水师绝数年复合。载福连拔望江、东流,扬帆过安庆,克铜陵泥汊,与江南军通。由是湘军水师名天下。林翼以此军创始国藩,杨、彭皆其旧部,请起国藩视师。会九江克复,石达开窜浙江,浸及福建,分股复犯江西,朝旨诏国藩出办浙江军务。

国藩至江西,屯建昌,又诏援闽。国藩以闽贼不足虑,而景德地冲要,遣将援赣北,攻景德。国荃追贼至浮梁,江西列城次第复。时石达开复窜湖南,围宝庆。上虑四川且有变,林翼亦以湖北饷倚川盐,而国藩又久治兵,无疆寄,乃与官文合疏请国藩援蜀。会贼窜广西,上游兵事解,而陈玉成再破庐州,续宾战殁三河,林翼以群盗蔓庐、寿间,终为楚患,乃改议留国藩合谋皖。军分三道,各万人。国藩由宿松、石牌规安庆,多隆阿、鲍超出太湖取桐城,林翼自英山向舒、六。多隆阿等既大破贼小池,复太湖、潜山,遂军桐城。国荃率诸军围安庆,与桐城军相犄角。安庆未及下,而皖南贼陷广德,袭破杭州。

李秀成大会群贼建平,分道援江宁,江南大营复溃,常州、苏州相继失,咸丰十年闰三月也。左宗棠闻而叹曰:”此胜败之转机也!江南诸军,将蹇兵疲久矣。涤而清之,庶几后来可藉手乎?”或问:”谁可当者?”林翼曰:”朝廷以江南事付曾公,天下不足平也。”于是天子慎选帅,就加国藩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旋即真,授钦差大臣。是时江、浙贼氛炽或请撤安庆围先所急。国藩曰:”安庆一军为克金陵张本,不可动也。”遂南渡江,驻祁门。江、浙官绅告急书数十至,援苏、援沪、援皖、援镇江诏书亦叠下。国藩至祁门未数日,贼陷宁国,陷徽州。东南方困兵革,而英吉利复失好,以兵至。僧格林沁败绩天津,文宗狩热河,国藩闻警,请提兵北上,会和议成,乃止。

 其冬,大为贼困,一出祁门东陷婺源;一出祁门西陷景德;一入羊栈岭攻大营。军报绝不通,将吏惵然有忧色,固请移营江干就水师。国藩曰:”无故退军,兵家所忌。”卒不从,使人间行檄鲍超、张运兰亟引兵会。身在军中,意气自如,时与宾佐酌酒论文。自官京朝,即日记所言行,后履危困无稍间。国藩驻祁门,本资饷江西,及景德失,议者争言取徽州通浙米。乃自将大军次休宁,值天雨,八营皆溃,草遗嘱寄家,誓死守休宁。适宗棠大破贼乐平,运道通,移驻东流。多隆阿连败贼桐城,鲍超一军游击无定居,林翼复遣将助之。十一年八月,国荃遂克安庆。捷闻,而文宗崩,林翼亦卒。穆宗即位,太后垂帘听政,加国藩太子少保衔,命节制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国藩惶惧,疏辞,不允,朝有大政,咨而后行。
当是时,伪天王洪秀全僭号踞金陵,伪忠王李秀成等犯苏、沪,伪侍王李世贤等陷浙杭,伪辅王杨辅清等屯宁国,伪康王汪海洋窥江西,伪英王陈玉成屯泸州,捻首苗霈霖出入频、寿,与玉成合,图窜山东、河南,众皆号数十万。国藩与国荃策进取,国荃曰:”急捣金陵,则寇必以全力获巢穴,而后苏、杭可图也。”国藩然之。乃以江宁事付国荃,以浙江事付宗棠,而以江苏事付鸿章。鸿章故出国藩门,以编修为幕僚,改道员,至是令从淮上募勇八千,选良将付之,号”淮军”。同治元年,拜协办大学士,督诸军进讨。于是国荃有捣金陵之师,鸿章有征苏、沪之师,载福有肃清下游之师;大江以北,多隆阿有取泸州之师,续宜有援颍州师;大江以南,鲍超有攻宁国之师,运兰有防剿徽州之师,宗棠有规复全浙之师:十道并出,皆受成于国藩。初,官军积习深,胜不让,败不救。国藩练湘军,谓必万众一心,乃可办贼,故以忠诚倡天下。其后又谓淮上风气劲,宜别立一军。湘勇利山径,驰骋平原非所长,且用武十年,气亦稍衰矣,故欲练淮士为湘勇之继。至是东南大定,裁湘军,进淮军,而捻匪事起。

贼之都金陵也,坚筑壕垒,饷械足,猝不可拔。疾疫大作,将士死亡山积,几不能军。国藩自以德薄,请简大臣驰赴军,俾分己责,上优诏慰勉之,谓:”天灾流行,岂卿一人之咎?意者朝廷多缺失,我君臣当勉图禳救,为民请命。且环顾中外,才力、气量无逾卿者!时势艰难,无稍懈也。”国藩读诏感泣。时洪秀全被围久,召李秀成苏州,李世贤浙江,悉众来援,号六十万,围雨花台军。国荃拒战六十四日,解去。三年五月,水师克九洑洲,江宁城合围。十月,鸿章克苏州。四年二月,宗棠克杭州。国藩以江宁久不下,请鸿章来会师,未发,国荃攻益急,克之。江宁平,天子褒功,加太子太傅,封一等毅勇侯,赏双眼翎。开国以来,文臣封侯自是始。朝野称贺,而国藩功成不居,粥粥如畏。穆宗每简督抚,辄密询其人,未敢指缺疏荐,以谓疆臣既专征伐,不当更分黜陟之柄,外重内轻之渐,不可不防。

捻匪者,始于山东游民相聚,相后剽掠光、固、颍、亳、淮、徐之间,捻纸燃脂,故谓之”捻”。有众数十万,马数万,蹂躏数千里,分合不常。捻首四人,曰张总愚、任柱、牛洪、赖文光。自洪寇、苗练尝纠捻与官军战,益悉攻斗,胜保、袁甲三不能御。僧格林沁征讨数年,亦未能大创之。国藩闻僧军轻骑追贼,一日夜三百馀里,曰:”此于兵法,必蹶上将军。”未几而王果战殁曹州,上闻大惊,诏国藩速赴山东剿捻,节制直隶、山东、河南三省,而鸿章代为总督,廷旨日促出师。国藩上言:”楚军裁撤殆尽,今调刘松山一军及刘铭传淮勇尚不足。当更募徐州勇,以楚军之规模,开齐、兖之风气;又增募马队及黄河水师,皆非旦夕可就。直隶宜自筹防兵,分守河岸,不宜令河南之兵兼顾河北。僧格林沁尝周历五省,臣不能也。如以徐州为老营,则山东之兖、沂、曹、济,河南之归、陈,江苏之淮、徐、海,安徽之庐、凤、颍、泗,此十三府州责之臣,而以其馀责各督抚。汛地有专属,则军务乃渐有归宿。”又奏:”扼要驻军临淮关、周家口、济宁、徐州,为四镇。一处有急,三处往援。今贼已成流寇,若贼流而我与之俱流,必致疲于奔命。故臣坚持初议,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重迎剿,不重尾追。”然督师年馀,捻驰突如故。将士皆谓不苦战而苦奔逐,乃起张秋抵清江筑长墙,凭运河御之,未成而捻窜襄、邓间,因移而西,修沙河、贾鲁河,开壕置守。分地甫定,而捻冲河南汛地,复突而东。时议颇咎国藩计迂阔,然亦无他术可制捻也。

山东、河南民习见僧格林沁战,皆怪国藩以督兵大臣安坐徐州,谤议盈路。国藩在军久,益慎用兵。初立驻军四镇之议,次设扼守黄运河之策。既数为言路所劾,亦自以防河无效,朝廷方起用国荃,乃奏清鸿章以江督出驻徐州,与鲁抚会办东路;国荃以鄂抚出驻襄阳,与豫抚会办西路:而自驻周家口策应之。或又劾其骄妄,于是国藩念权位不可久处,益有忧谗畏讥之心矣。匃病假数月,继请开缺,以散员留军效力;又请削封爵:皆不许。五年冬,还任江南,而鸿章代督军。时牛洪死,张总愚窜陕西,任柱、赖文光窜湖北,自是有东西捻之号。六年,就补大学士,留治所。东捻由河南窜登、莱、青,李鸿章、刘长佑建议合四省兵力堵运河。贼复引而西,越胶、莱、河南入海州。官军阵斩任柱,赖文光走死扬州。以东捻平,加国藩云骑尉世职。西捻入陕后,为松山所败。乘坚冰渡河窜山西,入直隶,犯保定、天津。松山绕出贼前,破之于献县。诸帅勤王师大至,贼越运河窜东昌、武定。鸿章移师德州,河水盛涨,扼河以困之。国藩遣黄翼升领水师助剿,大破贼于茌平。张总愚赴水死,而西捻平。凡防河之策,皆国藩本谋也。是年授武英殿大学士,调直隶总督。

国藩为政务持大体,规全势。其策西事,议先清陇寇而后出关;筹滇、黔,议以蜀、湘二省为根本。皆初立一议,后数年卒如其说。自西人入中国,交涉事日繁。金陵未下,俄、美、英、法皆请以兵助,国藩婉拒之。及廷议购机轮,置船械,则赞其成,复建议选学童习艺欧洲。每定约章,辄诏问可许不可许,国藩以为争彼我之虚仪者可许,其夺吾民之生计者勿许也。既至直隶,以练兵、饬吏、治河三端为要务,次第兴革,设清讼局、礼贤馆,政教大行。

九年四月,天津民击杀法领事丰大业,毁教堂,伤教民数十人。通商大臣崇厚议严惩之,民不服。国藩方病目,诏速赴津,乃务持平保和局,杀十七人,又遣戍府县吏。国藩之初至也,津民谓必反崇厚所为,备兵以抗法。然当是时,海内初定,湘军已散遣,天津咫尺京畿,民、教相哄,此小事不足启兵端,而津民争怨之。平生故旧持高论者,日移书谯让,省馆至毁所署楹帖,而国藩深维中外兵势强弱,和战利害,惟自引咎,不一辩也。丁日昌因上奏曰:”自古局外议论,不谅局中艰苦,一唱百和,亦足以荧上听,挠大计。卒之事势决裂,国家受无穷之累,而局外不与其祸,反得力持清议之名,臣实痛之!”

国藩既负重谤,疾益剧,乃召鸿章治其狱,逾月事定,如初议。会两江缺出,遂调补江南,而以鸿章督直隶。江南人闻其至,焚香以迎。以乱后经籍就熸,设官书局印行,校刊皆精审。礼聘名儒为书院山长,其幕府亦极一时之迁,江南文化遂比隆盛时。

国藩为人威重,美须髯,目三角有棱。每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竦然,退则记其优劣,无或爽者。天性好文,治之终身不厌,有家法而不囿于一师。其论学兼综汉、宋,以谓先王治世之道,经纬万端,一贯之以礼。惜秦蕙田五礼通考缺食货,乃辑补盐课、海运、钱法、河堤为六卷;又慨古礼残缺无军礼,军礼要自专篇,如戚敬元所纪者。论者谓国藩所订营制、营规,其于军礼庶几近之。晚年颇以清静化民,俸入悉以养士。老儒宿学,群归依之。尤知人,善任使,所成就荐拔者,不可胜数。一见辄品目其材,悉当。时举先世耕读之训,教诫其家。遇将卒僚吏若子弟然,故虽严惮之,而乐为之用。居江南久,功德最盛。

同治十三年,薨于位,年六十二。百姓巷哭,绘像祀之。事闻,震悼,辍朝三日。赠太傅,谥文正,祀京师昭忠、贤良祠,各省建立专祠。子纪泽袭爵,官至侍郎,自有传;纪鸿赐举人,精算,见畴人传。

论曰:国藩事功本于学问,善以礼运。公诚之心,尤足格众。其治军行政,务求蹈实。凡规划天下事,久无不验,世皆称之,至谓汉之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殆无以过,何其盛欤!国藩又尝取古今圣哲三十三人,画像赞记,以为师资,其平生志学大端,具见于此。至功成名立,汲汲以荐举人才为己任,疆臣阃帅,几遍海内。以人事君,皆能不负所知。呜呼!中兴以来,一人而已。

洪秀全挟上帝之西洋神说,煽动万千众,旋尔成国,定都南京,一时猛将如云,战无不胜,八旗不敌,咸丰泣血,内外交困,清朝摇摇欲坠。

而这样一个汪洋大势力,竟然被三个湖南人同心协力,书生为帅,农民成兵,不舍不弃,一路东征,奋而逆转。

从前看过作者谭先生写的《战天京》,学了好些写奏折的诀窍,用在公司邮件上,今天看完这部《湘军崛起》,始才对于湘军之事有了一个全局的观念。

这部书不但写出了几位重要领袖的能力成长过程,也给我们彰显了成大事的人的与众不同之处。每个人都有之过人之处。

1.湘军之强,首推胡林翼,虽然名门之后,才大如海,但仍然求才进德若渴,更重要的是,他敢于做哪些不光鲜但重要的烂污事,为湘军求资源。临死前一年,更是力推曾国藩定下大战略,全灭天国,即使是曾氏自己,也未尝有这份勇气,其生平就如自己劝曾国荃之:“阴阳怕懵懂”

2.曾国藩,律己甚严,又胸怀极大,才有后来之曾李复合,才有后来之一代忍辱负重的孤臣李鸿章。且激流用退,合上意而裁湘军,后有湘军挟战利之财返乡,富裕一方,文教继而发达,使湖南,湖北成为近代最开明和革命的省份,只至民主革命时代,无数风云人物,出于此地,更甚他省。

3.左宗棠,最悍的一点是,挑上司而不挑任务,勇于任难事,非常在意与合作伙伴的感受。后有楚军之平定浙江,捻军,收复西北,推动近代工业之萌发,泽被后世。

这三个湘人,虽偶有分歧,但还是非常精诚默契,互相成全,其间对于鲍超,曾国荃,李鸿章这些重要将领的保全和提点教育,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反观天朝,自天王自残,翼王出走之后,又涌现了一群后起之秀,军事天才,但是其和衷共济之精神已大如前,始有北王之弟韦俊投诚之内祸,又有帝国主义因抵触天国之禁烟之外力偏湘,终不能支,一代天朝,灭于三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