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ed by & filed under 读书笔记.

人算不如天算。曾国藩本以为平定太平天国之战与自己没有关系了。

不想在天京内讧之后,太平天国势力又回光返照,攻破了清军江南江北大营。咸丰八年皇帝不得不重新起用曾国藩。大喜过望的曾国藩再不提任何条件,立刻出山。
曾国藩终于认识到,行事过于方刚者,表面上似乎是强者,实际上却是弱者。这片土地上真正的强者,是表面上看起来柔弱退让之人。所谓“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江河所以为百谷之王者,以其善下”。所谓“大柔非柔,至刚无刚”。中国社会的潜规则是不可能一下子被扫荡的。那些他以前所看不起的虚伪、麻木、圆滑、机诈,是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必须手段。只有必要时合光同尘,圆滑柔软,才能顺利通过一个个困难的隘口。只有海纳百川,藏污纳垢,才能调动各方面的力量,达到胜利的彼岸。
曾国藩在这里把家居的两年称为“大悔大悟”之年,经过一年多的乡居,曾国藩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后来他回忆自己的这一变化说:“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人家不是。自从丁已、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年,与四十岁前迥不相同”。
曾国藩的朋友们惊讶地发现,曾国藩变了,变得他们几乎不认识了。
首先,他变得和气、谦虚、周到了。
以前他做事直来直去,不太讲求虚文俗套。现在则和那些庸官俗吏一样注意礼仪排场。咸丰八年正月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与人相处,不能过于拙直:“余生平不讲文饰,到处行不动,近来大悟前非。”在官场生存,必须习惯官场上虚与伪蛇的那一套:“官员及绅士交际,则心虽有等差而外之仪文不可不稍隆,余之所以不获于官场者,此也。”
他在启程前首先给各军将领、各地大吏每人致信一封,以非常谦恭的语气,乞惠“指针”。
到了长沙之后,首先拜遍大小衙门,连小小的长沙县衙他也亲自造访。
原来对那些无用的官样文章,他不理不睬,现在则每信必复。他对老朋友检讨说,以前“接人应事,恒多怠慢,公牍私书,或未酬答。坐是与时乖舛,动多龃龉”。因此“此次再赴军中,消除事求可、功求成之宿见,虚与委蛇,绝去町畦。无不复之缄咨,无不批之禀牍,小物克勤,酬应少周,藉以稍息浮言。”
此前他对人总是持有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心态。现在他努力包容那些丑陋的官场生存者,设身处地体谅他们的难处,交往时极尽拉拢抚慰之能事,必要时“啖之以厚利”。
以前曾国藩是斑马群中的野马,自然引起斑马们的群起攻击。现在他也涂上了斑纹,以便令斑马们误认为自己是他们的同类。然而这番变化太过迅速,甚至引起好友们的误解。郭嵩焘说:“曾司马再出,颇务委曲周全。龙翰臣方伯寓书少鹤,言司马再至江西,人人惬望,而渠独以为忧。忧其毁方瓦合,而任事之气不如前此之坚也。”胡林翼则说他“渐趋圆熟之风,无复刚方之气。”曾国藩自己也承认:“寸心之沈毅愤发,尚不如前次之志。至于应酬周到,有信必复,公牍必于本日完毕,则远胜于前。”
然而这套儒道溶揉的老练神鬼莫测的神态在官场上却如鱼得水,“再至江西,人人惬望”,从此他用人备饷比以前大为顺利。他自己也满意地说:“吾往年在外,与官场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
二是他对皇帝,不再那么直言不讳,而是学会了打太极拳。曾氏早年奏折,“戆直激切,不讲究方式方法”,那道《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曾惹得皇帝大怒,差点引来杀身之祸。练兵之初,曾国藩不光对同僚不假辞色,甚至对皇帝说话也句句如钢似铁。皇帝给他下过多次指示,都被他以不合实际为由直接顶了回去。比如咸丰三年十月,武汉被太平军围困,皇帝急命正在练兵的曾国藩去营救。曾国藩却因兵未练熟,装备未齐,拒不听命,说:“未敢因谕旨严催,稍事拘泥。”当年十一月,太平军又进逼安徽省会,皇帝再次令他出师,他回复说:“不能草草一出。”惹得皇帝大怒,批评挖苦他道:“今观汝奏,直以数省军务一身克当,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日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己之右者!”曾国藩接到批复,仍然拒不听命,与皇帝节节辩论,回答道:“皇上如果责臣以成效,则臣惶悚无地,与其将来毫无功绩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据实受畏葨不前之罪。”把皇帝顶得无话可说,只好让步抚慰,说:“汝之心可质天地,非朕独知。”
在皇帝拒绝授他督抚之权后,他所上的奏折,更为意气用事。皇帝说允许他在家守孝,但一旦军情紧急,“仍当即赴军营”。曾国藩的复奏却称“自问非有为之才,所处又非有为之地”,不能再出。且说“自后不轻具折奏事,前在江西尚有一二经手未完事件,拟即函致江西抚臣耆龄,请其代奏”,大有与皇帝一切两断,不再来往之势。
这些奏折,在皇帝头脑中强化了曾国藩勇于犯上、桀骜不驯、难以驾驭的印象。这也是皇帝对他不能信任,不敢给他大权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再次出山之后,他奏事风格大变。皇帝命他再出之旨六月初三奉到,六月初七他就启程上路了。所上《恭报起程日程折》,平实沉稳,无丝毫讨价还价之意,颇得皇帝欢心,说“汝此次奉命即行,足征关心大局,忠勇可尚。”
再出之后不久,皇帝命他率部入四川。他不愿奉命,但也不再公开抗旨,而是连上数折,或托词所部正攻打景德镇,无法分身,或者讲可以灭敌于湖南而不必入蜀,或托言江西安徽当守,多方周旋,刚柔相济,终于摆脱了西上四川、客军虚寄之苦。
第三是他不再慎于保举,而是“同流合污”了。
晚清军队,“滥举”之风很盛。每有小胜,领兵大员都会拼命保举自己的属下,不管出没出力,上没上战场,都会均沾好处。曾国藩领兵之初,因痛恨此风,从不滥举。咸丰四年他带兵攻下武汉,“仅保三百人”,受奖人数仅占出征队伍的百分之三。相比之下,胡林翼攻占武汉一次即保奏“三千多人”,受奖人数竟达到百分之二三十。消息传开,不少人认为投曾不如投胡,许多曾国藩挽留不住的人员主动投奔胡林翼门下。
曾国藩原“以忠诚为天下倡”,以为仅凭忠义相激,就可以令部下出生入死。但阅历既久,才发现真正的抱道之士并不如他想像得那样多。他认识到“不妄保举,不乱用钱”,则“人心不附”。只有诱之以“名”,笼之以“利”,才能网罗天下英才。因此复出之后,曾国藩“揣摩风会,一变前志”,大力保举,将朝廷名器市为自己的私恩。在升任两江总督后不久,他写信给曾国荃说:
周俊大兄昨来家中,以久试不进,欲投营博一功名。渠若果至吉营,望弟即日填功牌送之,兼送以来往途费。如有机可假,或恰逢克复之日,则望保以从九县丞之类,以全余多年旧好。余昔在军营不妄保举,不乱用钱,是以人心不附,至今以为诟病。近日揣摩风会,一变前志,上次有孙、韩、王之托,此次又有周君之托。
他要弟弟移花接木,给从未上战场的周氏送上一顶九品乌纱。这表明,在官场混迹多年的曾国藩已不再是愤世嫉俗的愤怒青年,而已成为善于“揣摩风会”的油滑官僚。他已把当年痛斥的“是非不明,黑白不分”看作正常现象,并身体力行了。到后来,他不但自己勇于保举,甚至鼓励部下不要有太多顾虑而放手保举:“鄙人前衔奏补实缺,最足新耳目而鼓士气,不可畏干部诘而预自缩手也。”
在十多年的带兵生涯里,曾国藩湘军各营保举的武职共达十几万人,其中三品以上的不下数万人。而文职官员中,有二十六人成为督抚一级的大员,五十人成为三品以上的大员,至于道、府、州、县的官员更数不胜数了。
四是治军不再一味从严,而是宽严相济。
领兵之初,曾国藩对军中用钱看得很紧,不但自己分文不取,也严格禁止部下获得灰色收入。而再出山后,则开始对部下宽之以“名利”,在金钱上手笔松了很多。
他写信教导其弟曾国荃如何驾驭太平军降将李世忠时说:
此辈暴戾险诈,最难习驯驭 吾辈待之之法,有应宽者二,有应严者二。应宽者:一则银钱慷慨大方,绝不计较。当充裕时,则数十百万,掷如粪土。当穷窘时,则解囊分润,自甘困苦。
他以前对战争的抢劫查得很严,而再出山后,对于抢劫所得,他通常“概置不问”,采取宽容态度。湘军攻下南京后,城中财物抢劫一空,竟无一银交与朝廷。曾国荃主张“按民勒缴”,曾国藩不同意,认为这样会“徒损政体而失士心”,主张各得所获,“以怜其贫而奖其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