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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夏天,当“飞虎队”指挥官陈纳德上校开始长达七年的云南生活时,昆明给他留下了奇异的印象。“一个沉睡、偏僻、四野莽莽的小城,并带有一丝法国风情”,后来他回忆道:在昆明的石头路上,马车、水牛、奶牛以及一群群肥猪,“混杂在法国窄轨火车的汽笛声,中国商贩的叫卖声和黄包车铃的叮当声中”(《陈纳德回忆录》)。

昆明的斑斓色彩,让陈纳德大有恍若隔世之感。在这个背景下,昆明城主、绰号“云南王”的龙云,也被他描述成一个“谜一般的人物”。

龙云貌不惊人,“他矮小、瘦弱,瞎了一只眼睛,并且是个鸦片瘾君子”。然而,初见龙云,陈纳德仿佛面对一个古印加国的帝王:“他很讲究排场。……我们的汽车抵达五华山时,两队卫兵先是敬礼,随后有人呼喊:‘报告卫兵长,陈纳德将军入府。’同样的呼喊此起彼伏,一直传进五华山深处。……经过许多岗哨,到达会客厅时,一个仪仗队出现了,他们吹起了敬礼号。”

这个阵势,让陈纳德哭笑不得。随即,和所有来宾一样,陈纳德发现会客厅的墙壁、桌子和太师椅上,处处铺着绣龙的红黄两色缎子,“以象征他是一个龙王”。据说1935年蒋介石视察昆明时,这些缎子也没有撤换掉。

让陈纳德意外的是,与作威作福的土皇帝做派不同,龙云本人亲切、随和,“他的谦逊发自内心”。谈起行将建成的滇缅公路,龙云语气沉痛,他说云南人流的血汗,和挖出来的土石方“差相仿佛”;关于自己的几个子女,龙云认为有的还可以,有的不成器,至于外号混世魔王的三子龙纯曾,“这个小畜生无法无天,我也拿他没办法”。当陈纳德恭维他的书法时,龙云坦率地承认,他少年时不爱读书,直到四十多岁才有心学一点文化,“但是没有多少时间,还差得远呢”。

他的长者气质无处不在,“如同汉族祠堂里的族长,他是云南全省的家长”;然而毫无疑问,他又真诚、血性,“有着草莽色彩浓重的义气”。陈纳德认为,龙云的性格里,至少混杂了三种角色,“土司”、族长和“地下帮会首脑”。

几十年以后,对于龙云,《剑桥中华民国史》则只有一句简短的描述:“一个汉化了的彝族人”。

戏剧

两个细节很容易被研究者忽略:对自己的家人、亲信,龙云喜欢谈一些陈芝麻烂谷子的旧事;在叙旧的尾声,他总喜欢感叹一句,“一切都是天意呀”。

这些陈芝麻烂谷子,往往包括1914年的那场擂台比武。

1914年,龙云30岁,依旧一名不文。作为云南讲武堂的一名士官生,他的同学包括了后来的“红军之父”朱德。这一天,一个法国大力士在昆明摆下擂台,并先后打败打伤了几名云南拳师。大约第三天,在大群同学的怂恿下,龙云跳上擂台了。

作为龙云津津乐道的事迹,这场比武当然是以法国大力士的铩羽而归告终。然而龙云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想宣扬的不是勇武,而是际遇:因为这场比武,云南督军唐继尧看中了他,不久后,他成为唐继尧的一名侍卫,从此青云直上。

另一桩旧事更富戏剧色彩。1921年,龙云已积功升任为唐继尧的侍卫大队长,当年春天,云南爆发顾品珍“驱唐”政潮,唐继尧出走香港,龙云也率领残部流亡广西柳州。“正当山穷水尽之际”,龙云后来经常故作神秘地描述:在司令部的院子里,一匹马不断用蹄子踢土,“踢来踢去,露出一块石板来”。

石板底下,是足足25万元现大洋。正是依靠这笔款项,龙云才率部打回云南,拥护唐继尧重新执政,他自己也由此升任第五军军长。他的一个朋友后来写道:“在重庆,讲完这段往事以后,龙云如他经常论判事物时一样,加上一句唯心主义的论断说,‘很多事情都是天意呀!’”(刘宗岳,《龙云的家世》)

类同通俗小说的情节,折射了龙云内心的戏剧化倾向。即使在充斥着阴谋与血腥的政变中,这个色彩依旧挥之不去。

唐继尧主滇后期,“任用宵小”、“昏聩日甚”。在胡若愚的策动下,几大镇守使策动“倒唐”,而政变的关键在于龙云的响应。这一期间的龙云姿态,颇有可把玩之处。

一开始,龙云以“深受知遇之恩”的理由反对政变。他主张唐氏有过,“大家可以劝告,一次两次不行,再动手也不迟”。任凭胡若愚如何劝说,始终不肯入伙。当最亲信的伙伴卢汉也出面游说时,他终于松动了口风,提出效仿古代“清君侧”,以“驱逐宵小”的名义实行政变。

1927年2月上旬,唐继尧被迫改组省政府,是为“四镇守使之变”。三个多月后,这个执掌云南大政十四年的老牌军阀含恨去世了,龙云在许多场合对人谈到,临终之前,唐继尧曾含泪嘱咐他,“你就好好维持吧”。

这些姿态和说法,毫无疑问是自欺欺人的表演。和龙云一生交好的实业家缪云台,晚年曾在《回忆录》里谈到,“早在昆明任卫戍司令时,(龙云)便有意出长省政,并已留意人才”。由此可见,“清君侧”、“临终托政”一类的说法,既是当年的政治手笔,也是后来混杂人生与戏剧的固有习惯。

在接踵而至的另一场政变中,龙云的灵感,更完全来自《三国演义》。

唐继尧去世后,四大镇守使为争夺云南大权勾心斗角。当年6月,胡若愚先发制人,将龙云囚禁在一个大铁笼里,“连眉毛内都长满了虱子”,一只眼睛也因此失明。而当卢汉率部救出龙云时,军阀混战开始了。

势力单薄的龙云用上了“反间计”。他写了一封信给昭通镇守使孟坤,“使之误投胡部”;他又以孟坤名义写信,离间胡若愚与另一镇守使张汝骥……种种手笔,几乎全盘模仿了曹操在潼关之战中的计谋。令人惊讶的是,如此拙劣的伎俩竟而大见奇效,在胡若愚遁逃、另两名镇守使亡命之后,他开始了十八年的云南王生涯。

《云南通志》记载:执掌云南之后,龙云大力扶持滇剧,并以省主席身份自任滇剧改进社社长。

竹王

1935年春天,蒋介石视察昆明时,曾经再三感慨:“云南政府全体成员的精诚团结,是四川无法比拟的”;他进而高调宣称,云南是“自然资源的大宝库”,是“有着光明前途的省份之一”(《大公报》,1935年5月15日)。

他们的交道,始于1928年。这一年,龙云向比自己年幼两岁的蒋介石俯首称臣;次年,他又以一种古老的、屡试不爽的方式,来表达云南对南京的态度。在卢汉的陪同下,龙云长子龙绳武前往奉化溪口镇,以蒋介石“义子”的身份进行认亲。即使如此,在“四师长哗变”事件之前,蒋介石对龙云几乎一无所知。

1931年3月,以卢汉为首,滇军的四名师长密谋“倒龙”。一时之间,“四镇守使之变”的旧事、以及荼毒众生的三年军阀混战,似乎又要重演了。然而,龙云的态度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不仅没有派兵弹压,相反,他以“回乡祭祖”的名义,离开昆明抵达昭通。“这么一来,卢汉不知道该如何处置自己的表兄、从小到大的伙伴和政治上的引路人”,在几天的痛苦反思之后,他也前往昭通,将龙云迎回昆明并主动裁撤了自己的兵权。

政变与私人情感的这种转变,让刚刚经历下野的蒋介石感叹万千。他并一下子洞悉了云南政治的秘密:当他的侍从报告,龙云仅仅囚禁了一名师长时,蒋介石反问:“是张凤春吧?只有他是汉人。”

龙云事业的关键之一,正是“建立在彝族人对滇军的主导地位之上”(霍尔,《云南地方派别》)。此外,二十年代后期曾秘密活动于云南的“竹王会”成员,也成为他的主要依靠力量。

所谓“竹王”,即以“夜郎自大”典故著称的夜郎王。对汉族人来说,它是狂妄、自大、可笑无比的象征,然而,对彝族人、苗族人乃至侗族人而言,竹王时代的强盛与独立,却是千年不变的内心情结。即使是禄国藩、陆崇安、陇体要……这些“竹王会”的创始人、接受过现代教育的彝族人,也同样如此。

禄国藩曾经留学东洋,是云南最早的同盟会员之一;陆崇安毕业于北京法政大学,是有名的财政专家;陇体要则毕业于复旦大学,并加入过CC系。当龙云和三大镇守使角逐云南权力时,他们似乎意识到,“竹王”出现了,他们为此纠集成团并毫不犹豫地倒向龙云。

就这样,以龙云、卢汉为首,包括禄家、陇家、陆家以及安恩溥家族在内的“彝人六大家族”出现了。六大家族的成员,大约有46人担任过县长以及团以上军官职务。正是这种强烈的认同感,以及千丝万缕的私人关系,即使在卢汉、安恩溥参与“倒龙”的微妙时刻,陆崇安依旧不惮嫌疑,以这样的话语劝说卢汉,“你们是兄弟,兄弟一体”,以及“不要让外人利用”。

那么,汉人呢?云南的一千二百万人口中,毕竟有六成左右是汉人。毕竟,竹王时代是一去不再复返了。龙云明智地“保留了汉族人在地方政权中的优势”(霍尔,《云南的地方派别》)。

几乎刚刚执掌云南,龙云就下令解散“竹王会”。龙云说,竹王会的名目,是同为竹王后人、追本并且溯源的用意,然而,倘若这个会社继续存在,不仅南京会疑心云南的离心倾向,“本省同胞也会疑心彝族人排挤汉族人”。

云南的族群不能分裂。倘若分裂,云南“永无安宁之日”。为此,地方民政应尽量交给汉族人,在“县长培训班”中,汉族人应当保持三分之二以上的比例。

龙云大声反问:我们这几个彝族人,“哪一个不是读汉人的经典过来的”?彝族地区落后、蒙昧,“有几个识文断字、能办理钱粮的人”?民政不交给汉人,难道就能放心地交给那些热衷于“打冤家”、争地盘的彝目?“他们是大老粗,在军队里有用,民政方面派不上用场”。

如果说,在个人风格方面,龙云有着戏剧化的倾向,那么,在政权经营上,和任何军阀没有两样,他有着人事平衡方面的天然精明。这就是他们那一代强人的特点:他们在动荡、混乱的时世里,多少有些侥幸地获得了权力,他们战战兢兢地与别人分享着权力之藕,又小心翼翼地维持着藕丝的连接。

他们这一代强人,大多是在1927年前后登上历史舞台的。这一年如此风起云涌,段祺瑞、吴佩郛、张作霖、孙传芳,以及广东的李济深、广西的陆荣廷、贵州的周西成、云南的唐继尧……他们大多在此前后谢幕了,取而代之的,则是包括张学良、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王家烈,以及云南王龙云在内的“新军阀”。甚至后来逐鹿中原的南京和延安,也是在这一年选择了自己的道路。

军阀混战的年代,也因此大致过去了。包括龙云在内的大多数地方军阀,纷纷承认了南京的正统地位。他们的努力中,从此很少纵横吞并,“守成”开始成为主流。

龙云的守成手段,是所谓“新云南”建设。

新云南

“新云南”建设的第一阶段,是所谓“四大要政”,剿匪、禁烟、修路和清丈田亩。

唐继尧年代,云南穷兵黩武。为吞并川黔、两广,云南出兵大小凡十余次,“流落到民间的枪支,多达约七十万支”(《云南抗日战争史》)。拥枪的武装,平时为匪,招安后则摇身变为地方保安团队。执政之后,龙云颁布严令,限期不肯投降的土匪,“一概只剿不抚”。短短两年时间,云南全境的土匪被大半肃清。

“早在1931年,龙云就萌生了全面禁烟的构想”(《云南鸦片问题和禁烟运动》)。然而,财政、边疆和“倒灌”三大难题,使全面禁烟迟迟难以推行。

鸦片税入高达政府财政六成之外,边疆民生也主要依赖鸦片。更要命的是,禁烟是全国性问题,倘若云南一省单独禁烟,川黔等地的鸦片势必流入。正因此,直到三十年代中期,在全国性禁烟运动的大背景下,云南才从产、销、吸食几个环节同时着手。1937年抗战爆发前后,云南鸦片产量依旧达到禁烟初期的六成左右。

如果说,禁烟不过百步而行五十步的话,那么,修路表现则可圈可点。在几年时间里,云南同时修建滇西、滇东、滇东北和滇南四大干道,“蜿蜒达六千六百华里有余,路面贯通人来车往者三分有一”(《云南简志》)。而与剿匪、禁烟、修路相比,清丈田亩不仅持续了整整六年,更是整个“新云南”建设的基础。

清丈田亩之前,云南财政濒临破产,“月月赤字,滇币贬值而五不当一”。财税问题严重影响了几大要政,以及对地方军阀而言至为关键的练兵组军。1929年,与胡若愚的混战还在持续,龙云就开始了辖区内四十二县的清丈田亩工作。

大片瞒匿土地被重新登记,“仅昆明一县,在册田亩由一万七千有余而增至三万八千有奇”(《云南简志》)。到1935年底,四十二县纳税土地从343万余亩变成了1070万多亩,几乎翻了两倍;而云南全境一百一十二县,“田赋则由每年1310万滇元左右,增加到2844万余元”(《团结抗战》)。

在巨额赋税的支撑下,“新云南”建设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包括金融、外贸、厂矿和现代教育在内的系列建设,以及练兵整军的非凡努力,云南渐渐弥漫起了新气象。

负责金融和外贸的,是大实业家缪云台。几十年以后,在《回忆录》里,缪云台不吝笔墨地描述着龙云的“识大体”、“以身作则”和“浓厚的民族主义思想”。他谈到,改组旧富滇银行、建设新富滇期间,发行的旧钞票一律收回,并以低价折换成新滇币。民间怨言四起时,龙云拿出全部积蓄,带头兑换,新滇币发行因此得以顺利进行。

对军阀而言,地盘即私产,因此,兑换钞票的“识大体”,只能聊充谈资而已。然而,在外贸特别是关税问题上,龙云的作为远非其他军阀可比。

《南京条约》签订以来,大约一百年的时间,中国海陆各关,西方货物的进口税一律值百抽五。云南的三个海关,蒙自、腾冲和思茅当然也如此。1933年,在龙云的支持下,缪云台开始推行“分别关税”。对云南匮缺、民间需求旺盛的大宗商品如棉纱、布匹等,海关依旧征收百分之五的税率,“以免水涨船高、嫁移平民”;对于洋烟、洋酒、花旗参一类的暴利商品,以及钟表、首饰等奢侈品,则断然增加到百分之一百乃至二百,“开源之外,兼有劫富济贫之意”。

法国人暴跳如雷之际,一小群土匪出现了,他们绑架了滇越铁路云南段总办巴杜,以及东方汇理银行的买办梁子惠。“龙主席表示,‘我估计法国人是不敢轻举妄动的’。”缪云台在《回忆录》里写道:“……不久后,他们果然一改骄横之态,转而恳请龙主席协助救人。龙主席很快救出了人质。”

分别关税的法令,就这样悄无声息地通过了。缪云台谈到,“在当时的中国,只有云南省是第一个这样做的”。

关税之外,举凡炼锡、办厂、开矿,龙云无不全力以赴。他创办云南大学的努力,更被誉为一生的主要善政。而他投入最多心力的,还是练兵。到1936年前后,云南已编练成全副法式装备的新军六个旅,三万六千余人。后来在昆明驻防了三年有余的杜聿明,清楚地记得他第一次见到龙云部队的情形:“军容甚盛,中央军似有逊色。”(杜聿明,《蒋介石解决龙云的过程》)

潮流

如果说,1935年视察云南时,蒋介石强调的是云南政治生态的话,那么,与他同行的宋美龄,则对昆明街市印象深刻。她说,“昆明街头的行人已分为左、右两边行走,并以最有秩序的方法往返”;她还说,“昆明城的街道十分干净整洁,建筑物都是同一色彩,和我们在其它地方见到的那些杂乱的建筑物相比,使人感到更舒服”(《大公报》,1935年5月15日)。

在陈纳德眼中,昆明偏僻乃至蛮荒;在宋美龄看来,它精致而井井有条。无论哪一种看法,昆明的节奏是静态的、舒缓的。然而,1938年,昆明骤然杂乱、热闹起来。

百余万战争难民涌进这个边陲省份,其中包括西南联大的几千名师生。短短几个月时间,昆明人口从十四万暴涨到了三十余万。一张房屋租赁海报的边上,往往拥挤着十几个外省租客,他们争相“揭榜”。而在文林街、龙翔街一带,大批掖下夹着书本的青年学子出现了,汪曾祺后来谈到,要研究西南联大的校史,“不能不了解联大附近的茶馆”。

难民、学生之后,则是大批来自长江流域乃至西方的军人。

1940年9月,“为保卫云南大后方及滇缅公路”,三万余名中央军首次开进云南。龙云如坐针毡,而又无可奈何。通过与法国维希傀儡政权交涉,日本人已经进驻越南了,倘若他拒绝中央军开进的话,不仅要遭受舆论的谴责,更重要的是,谁能担保日本人不会对云南发动袭击呢?在卢汉率领七万余人出征之后,云南已经没有力量抵抗日本人的进攻了。

所谓“时也势也”,即是潮流。抗战军兴之际,一夜之间,一个古老国家就实现了它伟大的精神复兴。李宗仁慷慨表态,把桂军打光“也在所不惜”;刘湘在成都拍着胸脯说,四川一省愿“出兵三十万、征用民夫五百万”。地瘠民寡的云南也不甘落后,它先后输送兵员二十余万人。然而,这是潮流的一方面。另一方面,蒋介石的势力,也因此弥漫进了西南四省,因为外侮而致内政的统一,在历史上从来不是什么孤例。这,似乎也是潮流。

到1941年,“云南与重庆的关系几乎接近决裂程度了”(易劳逸,《蒋介石和蒋经国》)。残余滇军与几万中央军频频摩擦,开枪走火的事件不绝于耳;与此同时,“人们可以随时听到龙云骂蒋介石是独夫”。为防止肘腋生变,龙云制订了异常苛刻的条款:中央军军营必须离城二十里;士兵不得携带一枪一弹入城,“违者格杀勿论”;借道过境,必须远离城区……

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这一年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迅速席卷了东南亚、缅甸,并兵逼泰国,云南更加岌岌可危了。远征军开进云南,滇缅公路沿线驻军开进云南,一时之间,昆明成为一座孤城了。

龙云开始寻求自己的同盟者。他允许共产党派出代表常驻云南;他与西南联大的师生打得火热,以至于昆明被称为“民主堡垒”;他秘密加入了民主同盟,罗隆基等人为此认为,“滇军就是民主同盟的武装”;最后,因为相似的处境,他与一小群西南军阀如刘文辉、邓锡侯等人缔结密约,“日后被蒋解决时,应互相支援”……

可怕的是,对他的一举一动,蒋介石洞若烛火。在云南,戴笠的几千名特工无孔不入,以至于他前脚刚刚与西南实力派签订密约,几天以后,蒋介石就半是劝告、半是威胁地发电报给他:“川事复杂,望勿与介入。”

在蒋介石面前,他处处落于下风。他的脾气日渐暴躁,讲求了半辈子的礼仪风度开始荡然无存,三天两头,他的家人、卫士总能听到喃喃的咒骂声。他的鸦片越抽越厉害,并且不时地醉酒。他经常哼一句戏词:“龙困浅滩被虾戏,虎落平阳受犬欺……”

然而他自己知道,他是龙,蒋介石却不是虾。

落幕

六十多年以后,接连几个下午,在贵州省修文县的一处农家院子里,我倾听着卢兴才老人对往事的回顾。那时,他还不过二十出头的年龄,正是龙云警卫营的一名士兵。老人说,“因为是昭通老乡,龙云蛮照应我”。

他不时抬起白浊的眼睛,呆呆地出神、回忆。他的西南口音如此浓重,他的表达又如此缠杂不清,以至于我判断不清哪一些是真实的记忆,哪一些是他自己的臆想。

最大的收获,是他对龙云被围困的那个晚上的描述。

“半夜三更,枪说响就响了……”他谈到。当我插话说,我查了史料,杜聿明发动昆明事变的日子,是1945年10月3日,时间是凌晨五点时,他又翻起了白眼,呆呆出神半天后,他挥了挥手:“你知道什么!”

他说,杜聿明部队包围了龙云的威远街公馆,然而,龙云出演了仿若戏剧人生的又一幕:他化装逃出公馆,逃上了五华山。他说,当他们把龙云接上五华山时,黑压压的中央军又扑过来了,而他们只有两百来个人。他说,在被围困的三天里,龙云好几次唾沫横飞地讲起他的那些戏剧往事,甚至有些神采飞扬……

讲述往事时,或许,龙云是在盼望着又一个戏剧化的奇迹发生?卢兴才只是淡淡地说,山穷水尽了,龙云只得答应离开云南、前往重庆担任虚职军事参议院院长时,“我,还有好几个兄弟,都在烧毁着文件。我们都看见了,他,流下了两颗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