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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市面上流行的巴尔扎克传记,安德烈·莫洛亚这部原著出版于1965年的《巴尔扎克传:普罗米修斯或巴尔扎克的一生》是最值得读的一种。虽然对传主的天才颇有认识,不过茨威格完稿于1940年的《巴尔扎克传》在资料的掌握上明显差了一截,臆测之词多。亨利·特罗亚的《巴尔扎克传》,细节上对莫洛亚有所补益,但整体的布局、规划仍不出后者范围。《巴尔扎克传:普罗米修斯或巴尔扎克的一生》是特罗亚引用最多的一部同类书,是特罗亚认为的“描绘细致、感人肺腑的范本”。此外,特罗亚的流水账写法,不及莫洛亚来得生动,常令人感到厌烦。更重要的是,在直面《人间喜剧》问题上,莫洛亚表现出了最大的勇气,特罗亚往往虚晃一枪,掩面而逃。自然,我们不必苛责特罗亚,也无需在莫洛亚身上求得比他所能提供的更多的东西。探索《人间喜剧》,并非传记作家的特定任务,而是身为普通读者的我们求之于己的行动。虽然,不算太厚的24卷《人间喜剧》并非人人都能扛得牢,它的创造者巴尔扎克的重量反而轻一些。

莫洛亚的叙述详尽,有时候我们甚至不得不认为,或许是太详尽了一点!如果说巴尔扎克最值得我们钦慕的品质是丰沛、雄壮、盛大,那么我们最需要问的问题便是:为什么是他,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写出《人间喜剧》?他具备什么别人不具备的特性?他有什么秘密武器?

1 巴尔扎克的投入总是多到溢出来

只要对巴尔扎克的生活、创作—普鲁斯特认为,巴尔扎克的生活与创造之间,并无一条明显界限,巴尔扎克像创作自己小说人物的生活一样,创造自己的生活。巴尔扎克的生活,就是一部巴尔扎克式小说—有一个起码的了解,就能发现,其实,并无秘密可言。或者不如说,就算有秘密,他也早已和盘托出了:没别的,只不过在任何事情上,他比别人投入多一点,再多一点,直到溢出来。如果一件事情没有达到溢出的程度,对巴尔扎克来说就算不上是完整的,连“近乎完整”都不必说。换句话说,巴尔扎克的生活、创作中,有种种令许多人感到极度恐怖并尽力摈除的“过度”、“过量”、“过剩”。

这种“过量”,在巴尔扎克外在的相对清晰的人生轨迹上,是一目了然的。巴尔扎克的靡费,是传记作者很喜欢展开罗列式描写的,仿佛什么奇景展览:1831年,因办印刷厂铸字厂失败欠了一屁股债、凭《舒昂党人》《婚姻生理学》等作品一跃成为“文学新贵”而赚了点钱的巴尔扎克首先买了一匹马,一辆马车,一块印有数字图案的紫色毛毯和一顶四周垂着羊毛穗的华盖。一个月后,他买了第二匹马。为伺候这些牲口,他需要一个马夫,他也雇了一名;在裁缝布伊松那儿,他为自己定做了包括三件白色晨衣、一件腰带上饰金流苏的僧袍在内的豪华服饰,为马夫置了蓝色号衣,红袖美式绿背心和人字斜纹布长裤。这些行头,让他得以体面地赴晚宴或看歌剧;他把住处面积扩大一倍,在沙龙里挂上贝克林纱,摆上华美的镜子、家居、食物。在往后的日子里,巴尔扎克的作品和债务都各自增长下去。3年后,巴尔扎克换了一个住处,房间打扮得如同《一千零一夜》中苏丹及其王妃住的地方,和他笔下的“金眼女郎”芭基塔·瓦勒戴斯待的地方差不离(参见莫洛亚,第十三章、第十八章;特罗亚,第二部第一章)。

事实上,我们看巴尔扎克的一些行止,就如同看《一千零一夜》里的故事。巴尔扎克当初不是设想,把《人间喜剧》当西方的《一千零一夜》来写?在巴尔扎克笔下,那些初见世面、口袋里没几个钱然而又想征服巴黎的青年,亦千方百计置办这些东西,雄心、耐力、背德,再加上一点运气,便是他们的神灯。普鲁斯特的观察,是精准的。

相形之下,巴尔扎克直接投入于写作之中的“过量”,倒似乎没那么令人震惊了。一天二十四个小时,他不过取其中十六个小时用于写作,偶尔花十八个小时而已,常常是连续干上两个月罢了。为刺激灵感,他喝大量高浓度黑咖啡;为保持清醒,他吃很少东西。作为一种必要的补偿,写完一部书后,他冲去高级餐厅胡吃海喝,一口气吞下一百个生蚝,灌下四瓶白葡萄酒—这,仍旧不过是前菜,煎羊小排、芜菁炖幼鸭、烤鹧鸪、诺曼底鲽鱼还在后头等着他(参见《巴尔扎克的欧姆蛋》,安卡·穆斯坦著,梁永安译,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3年4月第一版)。巴尔扎克用“过量”治愈“过量”。

2 《人间喜剧》是“不可能的可能”

对大部分作家来说,人生是供体验的,展现在他们面前的世界,可以远观,可以近触,可以摹想,亦可置身其间,但总可抽出身来,这人世,仿佛只是一条供随意晃荡潇洒来回的游廊;对巴尔扎克而言,人生是供浸没的,虽然时时有溺毙之虞,但如果没有沉溺到底的决心,怎么将世界看得更清楚、体会得更切肤?巴尔扎克是西绪福斯,是普罗米修斯,与此同时,他也是坦塔罗斯:吃喝得再多,仍旧在一种“零度饥渴”之中,所以才不知餍足。上述第一类作家,亦写得出好作品,但我们只能将其看作是妙手偶得的。《人间喜剧》,跟妙手偶得没什么关系。此外,还有另一些丰沛、雄壮、盛大的作家,不过,他们写的也不是《人间喜剧》式巨著,他们没有巴尔扎克这么疯狂。《人间喜剧》独此一家,《追寻逝去的时光》庶几近之?

大人先生们会说,巴尔扎克这么干,何异于自杀!事实上,他们说得没错。活力四射的巴尔扎克,只活了51岁。但是,这不是必须付出的代价么?不是必须呈奉上去的东西吗?1838年1月20日,巴尔扎克致信韩斯卡夫人说:“我的茅屋落成之日往往是我的另一所房子焚毁之时。”(莫洛亚,第295页;特罗亚,第240页)巴尔扎克的生命,是那座房子,《人间喜剧》,是那座茅屋。但是,在这里,我们是要更珍视这茅屋的,因为这茅屋比那房子,更显得不可能。实现不可能实现的愿望,驴皮自然缩短—早在写《人间喜剧》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时,巴尔扎克便已洞悉这个残酷的关节—《人间喜剧》,正是“不可能的可能”。说到底,在艺术面前,个体的生命是渺小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称巴尔扎克为“自杀式艺术家”。冷峻、审慎、谨严会生产艺术,或许还能延年益寿,但巴尔扎克的“自杀式艺术”中最主要的成分是放浪、浮夸、轻佻,但他得到的亦是冷峻、审慎、谨严,此外还有明晰、透彻等等,只是赔上了命。巴尔扎克的“自杀式艺术”中,还有一种东西—愉悦,“过量”的愉悦,将抑郁症远远甩在后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得说,巴尔扎克是一个“快乐的自杀式艺术家”。如果抽掉巴尔扎克身上的放浪、浮夸、轻佻,巴尔扎克还会是那个巴尔扎克吗?如果抽掉葛朗台、高老头、伏脱冷、吕邦泼雷身上与巴尔扎克一致的“过量”品性,他们还会是葛朗台、高老头、伏脱冷、吕邦泼雷吗?论述《人间喜剧》时,莫洛亚引了其师阿兰(Alain,1868-1951)一句极富洞见的话:“若要真正地研究人,就必须以巴尔扎克教给我们的这种粗暴方式去爱他们。”(第441页)

3 经济上的宽松扼杀了创作上的多产

由此,便可以澄清一个问题:都说巴尔扎克是现实主义的,但是构成这种现实主义的,并非照着现实依样画出的葫芦;巴尔扎克式人物,并非现实中的甲乙丙丁,而是总因夸张、扭曲、偏激而显得超现实、反现实的一批人物。在巴尔扎克的现实中,总有什么东西是多出来的,多出来的还不是原本就有的事物的简单堆叠,而是被巴尔扎克的思维浸染过的。因此,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并非所有的“过量”都能达到巴尔扎克式的效果,过量的无根的幻想如同过量的空白物。与巴尔扎克有着形似“过量”的大仲马,无法生产出《人间喜剧》式作品。

莫洛亚以一个问句结束《巴尔扎克传:普罗米修斯或巴尔扎克的一生》:“谁不愿意成为一个巴尔扎克呢?”(第593页)对此,我是颇有怀疑的。首先,能不能再“成为”一个巴尔扎克?假设这是可能的,如何能再“成为”一个巴尔扎克?我想,最主要的构成因素是,作为一个孤绝的个体承受住那种绝对的“过量”。如果有人对莫洛亚说,“谁也不愿意成为一个巴尔扎克”,我一点也不会感到意外。

左拉曾很直白地说,巴尔扎克之所以能创造《人间喜剧》的世界,“仅仅是为了还债。是的,这个不知疲倦的巨人只是一个受到债主围攻的债务人,写出一部小说是为了支付债据,积累起一页页稿纸是为了不被抓起来,制造出这奇迹般的产品仅仅是为了付清每个月到期的票据。看来,在始终紧迫的需要压力下,在他可怕的金钱困境中,他的头脑扩展了,爆发成杰作”(《法国六文豪传》,郑克鲁译,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年7月第一版,第85页)。

在生命的后期,巴尔扎克的创作力遭遇滑坡,莫洛亚认为,这是因为巴尔扎克终于能和韩斯卡夫人在一起,“经济上的宽松扼杀了创作上的多产”(第557页)。我禁不住想,1850年,如果疾病没能扼杀巴尔扎克,他还完了债,和韩斯卡夫人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然而,还能继续创造吗?有两种可能:一、巴尔扎克变成了一个体面的资产者,舒舒服服地过他的日子,艺术什么的,一点也不重要了。或者,在闲暇时,还能舞个文弄个墨,但写出来的,还是《人间喜剧》吗?二、情况一点也没有改变,巴尔扎克依旧过着自杀式生活,“烧掉一座又一座房子”。韩斯卡夫人再也无法忍受他,或者跟着他一起堕入地狱。疾病很快再缠住了他,死亡很快又找上了他,但他能不能再为《人间喜剧》添几块砖瓦?我带着恶意,祈求第二种可能不只是一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