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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做企业的角度,所得收获如下:
1、学习在于触类旁通,在于多思。
罗泽南一介书生,敢于上阵杀敌,每每克敌制胜,他自己总结为“无他,熟读《大学》,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数语,尽之矣。”这种触类旁通、活学活用之法发人深省,值得我辈学习。
曾国藩打仗极为讲究主客之辨,每每能反客为主,为了筹饷,并化解人事纠纷,在《请提用湖南漕米片》中落笔极为辽远,得益却在眼前,无疑是反客为主的绝佳案例,值得深入学习。
2、企业家善于将所有资源为己所用。
曾国藩曾有一段丁忧守制的时光,那时奉旨办团练是“差事”,丁忧在籍,是乡绅;前侍郎的正二品官衔,则可以在和自巡抚以下的官场打交道时获得尊重。建军之初,这种“不官不绅”的身份,免去了很多制度上的麻烦。所以,灵活利用好自己的身份和资源对于干事之人是非常重要的。
3、时机之重要,最考验一个企业家的判断力。
书中的一个小故事耐人深省。武帝知大限将至,乃无故谴责钩弋夫人,夫人叩头求饶,后在云阳宫被杀。武帝杀了太子的生母还不够,其余为他生了儿子的妃嫔无不遣死。武帝认为,之前国家之所以乱,就是“主少母壮”的原因。“寡后独居,必定骄骞,必定淫乱,必定自恣,谁能管住她”。赞武帝的深谋远虑,但这种权谋仅适用于特殊时期的特殊任务。
书中对时机的分析透彻,尤其对慈禧和肃顺之斗:洞烛先机,先发制人,则是诛吕后、扶汉室的刘章;失计昧时,则是谥为叛逆的徐敬业。区别只在于做不做,而不在于该不该做,所谓”尽人事,安天命“矣。让我想起了萧何劝刘邦”天予弗取,必受其责;时至不行,反受其殃“。每个人在判断时机上有不同,但是一旦判断到了,就要果敢而行!
4、精力用在正途,不用小智办大事。
曾国荃被授予巡抚一职时,其是优贡出身,不及进士和举人,朝廷已是破格。可惜巡抚是个虚职,味同嚼蜡,故曾九欲辞文就武,走上“异途”,恰恰与左宗棠相悖。左宗棠举人出身,一心想考取进士,被咸丰批示“左宗棠何必以进士为荣?文章报国与建功立业,所得孰多?”。回头看曾九之举,可看做不服从组织安排的玩笑之举。曾国藩识破他的 狡狯,赶紧阻止“优贡出身,岂有改武之理?且过谦则近于伪,过让则近于矫。其改武一层,弟以后不宜形诸笔墨,恐人疑为矫伪不情也”,严厉的警告不能和中央开玩笑。实大丈夫做事,耐得住性子,压的下愤怒,先出于理,师出有名,后可致人。
另一例,在战天京最酣之时,曾九一度进展缓慢,朝廷不满,屡次催促李鸿章协助,但是没人愿意去抢功,这时就看出老江湖的政治手段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所谓对策,精髓就是一个拖字。公然抗命,那是莽夫蠢材;智者黠者从不说不能遵命的废话,只会“沥陈下情”,告以不可执行的苦衷。所以,对上一定要讲究方式方法,不可意气用事!
5、做事者,力求有所成有所得,同时无愧于心。
针对民间传言曾九在战天京后一夜暴富的传闻,本书进行了详细分析,实无可能。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军统帅在权责利三方面,与一个CEO类似,唯一的区别只是有无生杀大权而已。一个CEO包括提成分红在内的收益,大致占整体业绩的5%~20%,可以类比得出曾九未在此事上发战争财。
最后,做大事者一定会有小人在左右,时刻警醒自己,同时对上一定要讲究方式方法,不能逞一时之勇,意气用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