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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十五六岁考上长沙时务学堂,做了梁启超的关门弟子,学台徐仁铸来校视察,遇到 梁老师,恰好蔡锷在旁边沉桌读书,徐学台便带了蔡锷来:“此宁馨儿,捷才凝行,果敢沉毅,勤于思,讷于言,敏于行,将来必成大器。”梁老师听了,自然含嘴一笑,笑了也就笑了,没放心上去。梁启超应邀来湖南,年龄不大,比蔡锷大七八岁吧,二十三四,却已是名满天下,对一个小不点能如此高许?梁老师脸上是笑了,心里不太信。

梁老师布置过一篇作文,蔡锷一挥而就:“宋万弑其君,闵公自取之也。孟子曰: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可以痛警巨乱之世矣……请论学时,此条万不可不先及之,不然,再阅百年,则黄种成豕马,成木石,听人舞弄而不知矣。”作文还有很多铺陈与推论,姑且不引了。梁老师读到此,拊掌书桌,乃知徐学台嘉言并不虚,起笔给蔡锷批朱:“今日已为豕马木石矣!何待百年?吾辈日日以此呼号于众,而一二之口犹无济也,愿诸君之学速成……以发其热肠,则此义或可不绝于天壤也。”

十余岁的学生能认识到“此义”,二十余岁的老师能对学生期许“此义”,师生二人以“此义”绾结后辈子,真是佳话。考蔡锷一生行状,其短暂的一生,都是在践行“此义”的。这是后话。还要说的是,梁启超与蔡锷在时务学堂,教学相长,相互砥砺,对蔡锷一生影响巨大。梁启超回忆在湖南的教学经历,忍不住其喜悦之情:“学生仅四十余人,而李柄寰、林圭、蔡锷称高才焉。启超每日在讲堂四小时,夜则批答诸生札记,每条或至千言,往往彻夜不寐。所言皆当时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昌革命。”而梁老师传道授业,是蛮民主的,并不搞灌输,捉起鸡鸭喂嗉囊,而是师生在求学求道上,皆为平等主体:“除上课讲授外,最主要者为令诸生作札记,师长则批答而指导之。发还札记时,师生相与坐论。”

长沙时务学堂,让天之北的梁启超与地之南的蔡艮寅,合璧而隆起,成近代史文武双峰,此后两人亦师亦友,亦战士亦知音,在中国近代史掀起了卷海巨澜。确实是的,梁启超对蔡锷不仅有师生之情,更有人生之义。1905年,广西巡抚李经羲奏调蔡锷去广西,三顾茅庐,蔡锷不太想去。广西那疙瘩,哪是英雄用武之地?梁启超则不以为然,给蔡锷来信,叫他去广西砥砺英雄气:广西东连湘粤,西控云贵,乃东南战略重地。洪杨之后,地方势力扫荡殆尽,正好可以广树桃李,再图东进湘粤,北上川鄂,到时天下之事可图。

蔡锷听了梁老师的话,去了广西,干了一些事业,他创办了测绘学堂,又创办了广西陆军小学,后来这些学校出了很多大人物,如李宗仁,如白崇禧,皆为一时之选。在蔡锷的成长历程中,梁启超支助蔡锷赴日学军事,犹可记。戊戌变法后,梁启超亡命天涯,逃往日本,蔡锷其年二十岁,也赴了日,家里贫困,带到东京的钱,不名一文了,是梁启超给解的围,梁启超在《蔡松坡遗事》一文中回忆说:“他们来了之后,我在日本小石川区久坚町租了三间房子,我们十几个人打地铺,晚上同在地板上唾,早上卷起被窝,每人一张小桌念书。那时的生活,物质方面虽然很苦,但是我们精神方面异常快乐,觉得比在长沙时还好。” 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友人大隈重信的帮助下,让蔡锷进人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师生一起打地铺睡觉,那般岁月足可回味。师生间有这般情谊的,那是难遇的。

梁启超在亡日期间,对蔡锷最大的助益不是给蔡锷免费租房,而是帮蔡锷确定其人生之路。其时蔡锷立了大志,要弃文从军,在日却不得路,屡请梁老师,梁老师笑谓:“汝以文弱书生,似难担当军事重任。”梁老师用的是激将法吧,蔡锷立即并脚敬礼,立保证书:“只须先生为我设法得学军事,将来不做一个有名军人,不算先生门生。”梁老师便动用关系,使蔡锷得遂其愿。19028月,入日本仙台骑兵第二联队;十一月,转入东京士官学校,从此,确定蔡锷从武之路。

或是老师教导之因,或是师生相通之故。梁蔡思想几乎同调又同步。梁启超最先信仰的是改良主义,蔡锷起先并不是革命派,其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多有抵牾,后人述其人生履历,谓他民国初年,有保清、附袁、反孙三大人生败笔,还在滇西戡乱了“民主革命军”,倒转了历史车轮。这算是与梁启超“同罪”。说来,也不能太怪蔡锷,唱拯救中国“非袁莫属论”,民国那会,也不只是蔡锷,孙中山不也唱过这首歌?蔡锷最先反对革命,可能是与梁启超的改良主义通了声气,或者师生间本来就息息相通。在梁蔡看来,为国家国民计,改良与革命,须是先改良后革命,这次序颠倒不得,第一是改良,只有改良无法进行了,才可革命。

梁蔡师生间,思想真个是同步的。他俩先是都拥护袁世凯,后来却一起起义了,梁启超是以笔杆子搞起了文章起义;他学生蔡锷以枪杆子搞起了武装起义。袁世凯紧锣密鼓,要恢复帝制,先造舆论,组织了很多学者专家(组织两字最堪疑:挑拣人搞论证嘛),讨论中国适不适合搞民主,袁世凯组织的学者下了决断:搞不得。梁启超呢?奋然写了一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给袁世凯一顿棒喝。袁世凯听说梁启超写了这稿子,赶紧来协调。梁启超回忆道:“前几天,袁忽然派人到天津送我二十万,以十万为我父亲的寿礼,十万叫我出国作旅费”,袁之此举,不是侮辱人吗?不是驱逐人吗?梁启超肺都气炸了,“到了这个时候,这篇文章非发表不可了。”

梁启超这里所谓“袁忽然派人”,其人是不是蔡锷,不好说。蔡锷却也是曾做过袁世凯说客的,听说《异哉》其文要发表,袁世凯知道梁蔡师生有谊,也派遣过蔡锷去天津。蔡锷回来,给袁世凯汇报:我先生是书呆子,不识时务的,书呆子能做成什么事呢?别去管他。

其实是在演双簧,蔡锷与梁老师一唱一和,跟与小凤仙打情骂俏,都是一个意思。意思是“定策于恶网密布之中,冒险于海天万里之外”,师生在此定好了反袁大计,师生并密约:“成功呢,什么地位都不要,回头做我们的学问;失败呢,就死,无论如何不跑租界,不跑国外。”

梁启超文章起义,蔡锷武装起义,没失败,成功了。蔡锷云南首义,全国云集响应,做了八十三天皇帝的袁世凯一命呜呼,忧惧而丧。

上世纪80年代,以蔡锷事,拍过一部电影《知音》,叙的是蔡锷与小凤仙的故事。这故事搬上电影,自有缘故,一个妓女助一位元帅,做了一件“再造共和”的惊天大事,亮点是不用说的;其中带有香艳故事,也是看点。若说知音,梁启超与蔡锷,更知音些。小凤仙支持蔡锷举义,在多大程度上理解蔡锷的“革命理想”?这是难说的,恐怕有美女爱英雄因素吧,或爱情成分要重些;而梁启超与蔡锷呢?更在道义上心心相印,心灵共鸣。

 知音,钟子期与伯牙算一对,他们两人唱和的是高山流水,弃了荣华富贵,向山林奔去,算是“私奔”吧,那是为个人道德而奔;蔡锷与小凤仙也当然算一对,他们两人唱的是高情流爱,比一般的爱情“私奔”有高度多了,小凤仙帮蔡锷逃出京都后,她并不跟随蔡锷去闹革命了,这也说明小凤仙对革命未必是懂的;而梁启超与蔡锷呢,他们不是私奔,而是思奔,两人在思想上向前奔跑,他俩是高义流远。

蔡锷功成,因病早逝,老师梁启超给做了两副挽联:国民赖松有人格,英雄无命亦天心。“知所恶有甚于死者;非夫人之恸而谁为”。蔡锷为国民“争人格”,梁启超为国家“争国体”,都非“喁喁私语”,而是为人类社会行高义谋大道,师生两人在最高层次上做知音,入了知音最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