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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最直观的特点就是引文颇多,来源极为丰富,有中外报纸、公报、私人日记、奏章、书籍等诸多的种类。每一条引文的出处都在章末的“注释”中做了详细的说明,有些章达到50余处,可见作者治学之严谨。光是书末列出的参考文献,就有中外文图书250种,可见作者为了本书的写作,掌握了多么广博的中外资料。不知本书的写作具体是什么时间,从作者出书《致谢》的时间来看,是1960年,而这时是没有互联网的,这么多的文献资料只能靠查找纸质出版物,查找的过程得费多少周折?更不要说需用的时间和耗费的心血了。对这些文献资料的搜集查找、梳理爬剔又需要怎样的一种意志和精神?想起这些,不禁对作者肃然起敬了。
作为翻译作品,对国外的作者,有时并不是普通读者熟知的,出版社应该对作者、对该作品出版的基本情况及影响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这不能不说是本书的一大缺憾。另外,作者在《致谢》中提到“泰尔波特先生(Mr.H.D.Talbot)绘制了地图”,而在本书中没有见到这些地图。这可能是出版方认为国人对情况比较熟悉,用不到,更有出版成本的考虑,就略去了吧。但我认为,虽为翻译作品,也还是尽可能保持作品原貌的好。
感谢湖南人民出版社独出机杼,“思享客•外国人眼中的中国”系列丛书以第三只眼看中国人的独特视角,为读者呈现了中国历史名人的人生智慧和经验教训,使我们从中知其所以兴所以衰。同时,让国人了解世界其他国家看待中国和中国人的惯常思维及评价方式,能够以此来反思和确认中国在全球文化视野下的真实影像,找准世界眼光中的中国,从而更好地与世界融合,与其他民族和谐并峙于世界民族之林。
通过本书我对袁世凯有了更多的认识。
1901年,李鸿章去世当天,袁世凯便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而这时的袁世凯只有42岁。就像1903年一名御史对他尖锐地指出:“该督刚刚年过四十,并无殊勋,所得之恩宠,远胜曾国藩与李鸿章……紫禁城内的禁卫军历来必为旗人,而如今总督之兵布满宫中……”他甚至将袁世凯与公元3世纪的篡权者司马昭相提并论。1907年袁世凯更是被拔擢到汉人可能担任的最高职位——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袁世凯的升擢之路堪称奇迹。但是,这与他对清廷的忠心和做出的贡献是相应的。袁世凯能获得那么多位高权重的人及军队领导人对他坚定不移的支持,说明他肯定是一位好朋友、一个好同事。他也从来不曾吸食鸦片和贪污公款。甲午中日战争,中国的国防体系全面崩溃,耗尽了中国的经济,三十年洋务运动的成果毁于一战。19世纪中国的强人、洋务运动的顶梁柱李鸿章的舞台落幕。为了替代作为国家领导者的李鸿章,袁世凯被推选出来,并被逐步置于控制之下。
从作为驻朝鲜的通商大臣到训练新军的负责人,是其勇气、坚定和足智多谋的品质赢得的信任。戊戌变法中面对维新派和保守派的选边站队,他表现出的是表里不一和现实主义,他把个人的成功看得高于一切,于是,他选择了强势的皇太后。正是这一选择,加上他与众不同的能力,使他的未来有了保障。山东巡抚任上,义和团运动为他提供了成为帝国栋梁的机会。由于他精明的判断,他机智地利用了这个机会。于是,在李鸿章去世后,袁世凯作为完整无损的一镇军队的指挥官,成为唯一能够保卫清廷的人——他被任命为直隶总督。
1901年到1908年,作为一个奴仆,他的地位无法提高了,但权力继续增强,他表现得志得意满。这一时期,他的倾向是温和进步的。皇太后去世前讨论皇嗣的提名时,袁世凯支持的是溥伦而非溥仪。随着皇太后的去世,醇亲王(溥仪之父,光绪之弟)的摄政使他首次遭到重挫。他被粗暴的革职了,这是袁世凯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在此之后,他变得更加自私,更加肆无忌惮,更加不讲原则。1911年当他重新出山时,他成了一个不同的人,他的邪恶开始露出了真面目。这时,他唯一的目的就是得到国家的最高权力。
最终,军队和外国列强的支持,使他登上了民国的最高权位。但是,共和主义超越了他的政治经验和知识,他既不明白也不尊重共和主义,根本不懂得如何运作这样的一个政府。但他肯定这种主义得不到大众的支持,于是,他将其塑造得适合于自己。他对外交的无知,也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虽然他有能力来领导国家,也得到了支持,但他的无知和野心使他成了一个时代的错误。他在革命后的中国是个格格不入的人物。复辟帝制表达了袁世凯对权力难以抑制的饥渴,也表现出他对高级政治的知识已经过时。在此过程中,他与心腹们渐行渐远。失去北洋军队的支持和往日许多心腹的拥护,他变得孤独而虚弱。很快,帝制垮台,洪宪皇帝在绝望中死去。
我觉得,读本书一个最大的收获是在《斯人评价》章。作者罗列了诸多对袁世凯的评价,评价者有与袁世凯同时代的人、有现代人,有中国的、有外国的,有资产阶级的、有无产阶级的,覆盖非常全面。作者一一进行分析,指出他们的主观和片面之处,然后提出自己的见解,并对袁世凯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作用进行了客观地分析。
我认为,作者的叙述、分析和见解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感受,一改我们印象中扁平的袁世凯形象,为我们再现了一个更加客观、全面、立体的袁世凯。
“合肥老矣,旋乾转坤,中外推公”,盛宣怀给袁世凯的电报中这样说道。“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这是李鸿章临死遗言。
1900年,联军攻陷京城,后有《辛丑条约》。天津周边二十里内不许驻军。“为了对抗这一限制,袁世凯在保定建立了一所警务学堂”,中国的第一支警察部队就此诞生。
20世纪初年,袁世凯主持小站练兵,由是中国近代军队奠基。在练兵中,“他使用了一套以北京发音为基础的包含四十多个字母的字母系统,作为官兵们扫除文盲的工具“。
1905年,袁世凯发行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宗地方公债。
1914年,袁世凯改革了中国的货币制度,将银本位定为中国唯一的的货币制度,“新的硬币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逐步地取代了流通或贮藏于全国的奖金三亿元龙票以及四亿多元的外国币”。
……
通过陈志让的描述,可以看出盛宣怀、李鸿章等人对袁世凯的评价并没有言过其实。事实如此,而非盛名难却。
《袁世凯传》一书中刻画了一个不一样的袁世凯,须知陈氏的成书时间是1960年代,彼时流行的是《窃国大盗袁世凯》。遍览全书前十一章,几乎章章在替“人民群众”清算袁世凯。但是,当看至最后一章的时候,峰回路转。在这里,陈志让挑明了自己的态度,哦,原来是这样。顿时对于前面的十一章有了一种醍醐灌顶之感。原来作者将其自身的观点隐藏在前面的叙述中了,但是作者却丝毫没有让人察觉。
按照唐德刚的观点,袁世凯是转型期间的必然;其实按照书中所言,袁世凯也是一个历史的悲剧。
无数人批评袁世凯的卖国、批评袁世凯的对外借款、批评袁世凯……
“如果你们作为各省的都督能够提供资金,何用我厚着脸皮向别人求助?”,袁世凯说道。这当中,透露出不少无奈与愤懑。在朝十年,辛勤而果决地工作,袁“将朝鲜保持在中国的影响范围之内”。“袁世凯不喜欢日本人,而日本人也不喜欢袁”,但国家积贫积弱总是让人无奈,袁不敢得罪日本人。我们不能将与列强勾结一事完全归罪于袁氏,因为“两党都发誓要跟其他国家维持友好的关系”。其实这点大家都明白,只不过不愿意说透(“与某个外来列强发生武装冲突,就意味着他们会完蛋”。),比如有人就“尽一切可能敦促蒋介石领导国家反抗日本”。
唐德刚在论及逊清末帝的时候曾言,“三百年来的‘孽’,不是她母子造的,但是三百年来的‘怨’,却要她母子独当之“。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袁身上,无论是源自于“道德义愤”还是“阶级义愤”,他都要独当之。
至于袁世凯与宋案、与议会、与孙文之间的关系,更是说不清、道不明。
关于宋案,“宋案自有法院,借款自有议会”,但是显然革命党没有这份耐心了。李烈钧等起事于南方,议员们闹腾于国会。而国会之中,“众议员们的派系精神往往占了上风”。“他们会开得越多,立宪的前景就越遥远“。“这个国家已经彻底厌倦了参议员们和众议员们的喋喋不休”,这个国家里面自然也应该包括袁世凯。至于孙文,陈志让的描述很耐人寻味。陈氏在谈及张謇时说“这个老人(张謇)与翁同龢、孙逸仙一样,成为1895年之后那个时代在丑恶的世道中洁身自好的一批名流之一”;谈及黎元洪的时候,陈氏说道“他(黎元洪)被安置于皇太后曾经囚禁光绪皇帝的湖心宫殿之内,每月发给他两万元的丰厚薪水——同样丰厚的薪水也曾发给孙逸仙博士“。
这些洁身自好之士,让人想到了金庸笔下《连城诀》中的落花流水四大侠,当然这也不是说袁就是狄云。“袁世凯和其他政治人物一样,是一种类型,也是一个个体。前者是时代的产物,是许多历史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后者则是其本人天性与智力的表现。”
作为中国现代军队的奠基人,他留给中国不是一个现代的国防而是一大批军阀。除了军阀之外,还有一个教训——“中国的重大政治问题只能由武力来解决”。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作者受当时史料的限制,在《二十一条》的问题上有所偏颇,但是整体而言并没有影响作者对袁世凯的分析。